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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节选自John E. Douglas 和 Mark Olshaker所著的“Mindhunter”（1996）。

2. 本文的许多内容相信会出现在第三季。

3. 自己翻译的，中英文水平渣渣请见谅。

（正文）

1981年冬天，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正处于漩涡的中心。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死亡系列案件在一年半前悄然开始，现在这一系列案件已把这个大城市政治化并使这个国家产生严重的两极分裂。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事件。案件调查的每一步都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

系列凶杀案

1979年7月28日，有人投诉说Niskey Lake Road附近的树林里有一股恶臭，警方接报后搜查发现了13岁Alfred Evans的尸体。他已经失踪了三天。在勘察现场时警方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他距离Alfred五十英尺远，且尸体部分腐烂。这是十四岁的Edward Smith，他已经失踪7天了。两个男孩都是黑人。验尸官推测Alfred可能是被勒死的，而Edward Smith肯定是被.22口径武器射杀的。

11月8日，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警察发现了Yusef Bell的尸体。9岁的Yusef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失踪，验尸确认他也是被勒死的。8天后，在亚特兰大东部的Redwine Road和Desert Drive附近发现了Milton Harvey的尸体。9月初他被报失踪，与Alfred Evans一样，14岁的Milton没有明确的死因。这两个遇害者也都是黑人孩子。但是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几起案件有任何关联。不幸的是，在一个像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里，黑人孩子们在不停地消失，即使其中的一部分孩子被找到，也只是早已变成一具具尸体而已。

又一场追悼会

1980年3月5日上午，十二岁的女孩Angel Lanier在上学途中失踪，校方表示她从未到过学校。五天后她的尸体在道路一侧被发现，尸体被电线捆绑着。她穿着整齐，包括她的内衣，但是她的嘴里塞了一条内裤。Angel是被勒死的，但是验尸官没有发现性侵犯的证据。接着，11岁的Jeffrey Mathis于3月12日失踪。此时亚特兰大警察局仍然没有从这六个失踪或死亡黑人孩子的案件中取得任何进展。亚特兰大警察局认为案件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从而没有认真考虑过部分或全部案件有关联的可能性。

但受害人家属并不同意。 4月15日，Yusef Bell的母亲Camille与其他失踪和被害黑人儿童的父母商议后，宣布成立“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他们请求官方帮助并承认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这类惨案不应该发生在亚特兰大，因为这里是美国南方正在崛起的国际大都会。

“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在向媒体出示失踪黑人儿童照片

然而恐怖并没有停止。 5月19日，十四岁的Eric Middlebrook被发现死于离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死因是由钝力打击引起的头部创伤。 6月9日，十二岁的Christopher Richardson失踪了。 6月22日，8岁的LaTonya Wilson，系列案件中的第二个女孩，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从她的卧室被绑架。两天后，在DeKalb县的一座桥下发现了Aaron Wyche的尸体。十岁的他死于窒息和颈部骨折。 9岁的Anthony "Tony" Carter的尸体于7月6日在威尔斯街的一个仓库后面被发现，面朝草地，身上有多处刀伤。由于现场没有血迹，法医判断此处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警方和志愿者搜寻尸体（1981）

碌碌无为的警方

鉴于公众的压力，警方再也不能够装聋作哑，亚特兰大市公共安全专员Brown成立了有5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案组。然而事态继续恶化。10岁的Earl Terrell于7月31日在Redwine Road附近失踪，该地点靠近发现Milton Harvey尸体的地方。当十二岁的Clifford Jones的尸体在好莱坞路的一条小巷被发现后，警方不得不表示这几起黑人儿童谋杀案可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直到此时，FBI（联邦调查局）还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案件，因为这些仍然是地方罪案。 真正的突破来源于Earl Terrell的失踪案件。Earl的家人接到几个电话，说Earl已被绑架。绑匪要求家属支付赎金，以保证他们的儿子会安全归来。来电者表示Earl已从亚特兰大（在佐治亚州）被带到阿拉巴马州。至此这起案件现在演变为跨州的绑架案件，所以FBI此时才有权介入进行调查。但是很快警方和FBI就发现所谓要求赎金是一场骗局。Earl还生的希望逐渐消失，而FBI则不得不退出。

所有遇害儿童

在另一名11岁的Darron Glass男孩于9月16日失踪之后，亚特兰大市的市长Maynard Jackson不得不向白宫寻求帮助，要求FBI介入对亚特兰大儿童遇害和失踪事件进行调查。此时管辖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邦总检察官Griffin Bell命令FBI开始调查失踪儿童是否涉及联邦法规。换句话说，绑架罪行是否存在有跨州的性质？此外，FBI在亚特兰大的办事处被要求负责确认这些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是否相互关联。实际上，白宫对于FBI要求很简单：解决案件并尽快找到凶手。

媒体长时间的追踪这一事件，长篇累牍的报道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情绪。在那些定期出版的报纸上，失踪或者被谋杀的黑人儿童的面孔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人们攻击亚特兰大市政府的借口：这是否是针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的阴谋？这是否是3K党或其他类似于纳粹的仇恨团体悄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亦或，这只是一个疯狂的个人所做的疯狂的事情，应该由个体犯罪来解释这些黑人儿童的死亡吗？但是最后一种推测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这些孩子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受害者。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是白人，他们几乎从未杀害过自己种族之外的人。况且连环谋杀是个人犯罪，而不是政治犯罪。

亚特兰大市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巨款悬赏凶犯线索

FBI介入

当Roy Hazelwood和我到达亚特兰大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十六起类似的案件，而且都未结案。FBI介入时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ATKID，也被指定为“重大案例30”。在FBI介入这些案件时几乎没有公开宣传，因为亚特兰大警方不希望任何人抢走他们的风头。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也没有作过更多的努力，因为不想让人们对FBI的期望值太高。

亚特兰大公共安全部专员请求FBI帮助的信件

在找谁作拍档同去亚特兰大的问题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Roy Hazelwood。在FBI行为科学部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的所有教师中，Roy做了最多的罪犯侧写（profiling）。他给FBI的学员讲解关于人际暴力的课程，并参与调查与侦破了许多被地方警察部门送到FBI来的强奸案件。在亚特兰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这些案件是否相关，如果是，动机是什么？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案件档案 ： 犯罪现场照片，每个孩子在被找到时穿着的描述，该地区目击者的陈述，和尸检报告。我们还实地采访了孩子的家庭成员，看看是否有共同的受害者。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孩子们失踪的街区附近，还带我们勘察了每一个发现尸体的地方。

在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Roy和我分别进行了心理测试。这是由法医心理学家负责测试的，我们假设自己是凶手，从凶手的角度来描述动机，背景和家庭生活 。负责测试的专家惊讶于我们的结果几乎相同。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做的疑犯侧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是类似3K党的仇恨犯罪。其次，我们几乎能肯定罪犯和遇害者一样，也是黑人。第三，虽然许多死亡和失踪的案件是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是相关的。

佐治亚州的FBI收到了几个关于3K党可能 参与的线索，但我们不认为这些线索很重要。仇恨犯罪（hate crimes）能一直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早期，它们往往是高度公开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仇恨犯罪或其他种族谋杀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为了产生巨大影响，它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如果一个仇恨团体针对的是整个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儿童，那么警察和公众应该很快能够锁定幕后的黑手。现在几个月都已经过去，这表明3K党并不是FBI要找的对象。在这些案件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与仇恨犯罪有关的证据。

尸体发现场所主要或完全位于黑人居住区域。一个白人，更不用说一群白人了，如果徘徊这些社区，是很难不被人注意的。警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没有居民报告说在黑人居住区有发现白人。而且这些区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都有黑人在街头游荡或者闲逛。所以即使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个白人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这也符合我们的经验，即性杀手倾向于针对自己的种族。尽管没有明显的性骚扰证据，但这些罪行绝对符合性行为。

许多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低龄，外向，混迹街头，但缺乏经验，而且对于自己社区之外的世界想象得相当天真。我们认为，一旦被坏人盯上，这种类型的孩子极其容易受到攻击或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和欺骗。因为孩子们是被绑架的，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有汽车。而且我们觉得他必须有一些成人权威的光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家庭里。一些房屋甚至没有电或自来水。

我们让亚特兰大的FBI探员假扮工人进入这些社区，给孩子们提供5美元来做他的工作。参加测试的探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社区里孩子们非常渴望生存，他们几乎可以为五美元做任何事情。在FBI测试的同时，我们在这些街区发现了有白人出没。

但正如我所说，虽然我们确实找到了这些案件之间强有力的联系，但它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在仔细评估了遇害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这两个女孩可能不是被同一个人杀死。 LaTonya Wilson从她卧室被绑架的方式过于专业化。在这些男孩中，我认为大多数“软杀人（soft kills）” - 扼杀 - 都是相关的。证据的其他方面使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不止是一个杀手。一些案件的证据有力表明杀手是受害者家属中的一员。但当FBI局长William Webster公开宣布这一点时，他被媒体大肆抨击。除了这种陈述有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之外，所有有此结论的案件都使该遇害者家庭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由全国各地的团体和个人捐助的资金。

疑犯侧写

即使我们认为罪犯不会是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正在面对的至少有一个特定个人，他会持续杀人直到被找到为止。Roy和我的嫌疑人侧写表明，罪犯是一个黑人男性单身，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之间。他可能是一名警察，驾驶与警车同类型的车辆，并沿途于那些孩童说自己正在进行案件调查。他会有一只外貌类似警犬的狗，可能是德国牧羊犬或是杜宾犬。他不会有女朋友，年轻男孩会被他所吸引。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强奸或其他明显性虐待的迹象。我想，这与他的性功能不全（sexual inadequacy）有关。他会对这些孩子施展花言巧语。我敢打赌他和孩子们说的那些事会与音乐或表演有关。他有一套很好的说辞，但最终往往无法产生好的结果。在接触交谈中，孩子可能会拒绝他，或者他至少会这样认为，然后他会杀人，而他觉得这样地致人于死地是被迫的。

亚特兰大警方筛查了所有已知的恋童癖者和性罪犯，最终得到了大约一千五百名可疑嫌犯的名单。警察和FBI特工走访了学校，对儿童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有成年男性主动接触过他们，并且孩子们没有告诉过他们的父母或警察。警察和FBI还乘坐公共汽车，在公交车上散发印有失踪孩子照片的传单，询问是否有人看过他们，特别是在男人的陪伴下。卧底警察则在同性恋酒吧里闲逛，偷听相关的对话并找寻线索。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并非所有人都乐意让我们在那里调查。在一个废弃公寓里的犯罪现场，一名黑人警察来到我面前说：“你是道格拉斯，是吗？” “是啊，没错。” “我看到了你对嫌疑人的侧写。这完全是放屁！”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评估我的工作，或只是引用报纸上的话--从来没有过连环杀手是黑人。这不完全正确。我们FBI曾经参与调查和侦破黑人连环杀手案件，但对陌生人下手的案件却并不多。 在那些案件里，遇害者只涉及妓女和杀手他们自己家庭成员。但是在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系列案件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案手法。

“我也不想在这里，”我说。 “我没有要求过来。” 无论如何，这很令人沮丧。所涉及的每个人都希望案件得到解决，但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方式来解开谜团。

除了这是3K党的阴谋之外，各种各样的推测都在浮动，有些推测比其他推测更稀奇古怪。警察发现死亡儿童缺少各种衣物，但没有一个相同。这个杀手是不是在家里装饰自己的模特，就像Ed Gein尝试收集女性皮肤的部分一样？(Ed Gein 美国50年代著名的杀人犯，精神病人，盗尸者，在坟地挖出埋下不久的尸体或者割取出毛发皮肤器官，拿回家作装饰用) 或者原来的嫌犯是否有可能自杀并且一个模仿者已经接替了他？

遇害者家属上街

节外生枝

对我来说，第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当我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所在地）时。在距离亚特兰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镇Conyers（科尼尔斯）的警察部门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认为这个电话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我听了Larry Monroe办公室的录音带和Park Dietz博士的录音。在成为行为科学部门负责人之前，Monroe曾是Quantico的杰出教师之一。和Ann Burgess一样，Park Dietz被Roy Hazelwood带到了这个单位。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刚开始在执法界崭露头角。 Park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也是我们部门的常客。

录音带上的来电者自称是亚特兰大儿童杀手，并提到了最近已知受害者的名字。他显然是白人，口音听起来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redneck），并发誓他“会杀死更多的黑人孩子。”他还在罗克代尔县的西蒙路（Sigmon Road）指定了一个地点，说警方可以在那里找到另外一具尸体。

我记得当时房间里同仁们兴奋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泼了一盆冷水。 “这不是杀手，”我说，“但是你必须抓住他，因为只要他在那里，他就会继续打电话来胡搅蛮缠，这样会成为我们的麻烦并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尽管警方兴奋不已，但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我不久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Bob Ressler和我在英格兰Bramshill 的英国警察学院（the British police academy，相当于美国的匡蒂科）教授一门课程。Bramshill大约距伦敦郊外一个小时。当时的英格兰正在调查约克郡开膛手谋杀案。这位凶手显然是在模仿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白教堂凶手，他殴打并刺杀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妓女。到目前为止已有8人死亡。还有三名妇女设法逃脱，但她们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嫌疑犯的年龄范围估计从十几岁开始到五十岁。像亚特兰大一样，整个英格兰都陷入恐慌之中。那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警方最终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25万次调查走访。

警察局和报纸都收到了“开膛手杰克”的来信，承认这些罪行是他所为。然后一个长约两分钟的录音带被寄到总督察George Oldfield那里，“开膛手杰克”嘲弄警察并承诺再次实施杀人。与亚特兰大的情况一样，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重大突破。录音带在全国各地复制和播放 - 通过电视和广播，免费电话线，在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 - 就是要看看是否有人能识别出录音带里那个人的声音。

当我们在英国警察学院的时候，我们被告知John Domaille也在Bramshill。他是英国鼎鼎有名的警察和开膛手案件的首席调查员。Domaille被告知两位专长于罪犯侧写的美国FBI专家也在此地，也许我们三人应该聚一聚。所以下课后，Bob和我坐在学院酒吧。当John进来时，被酒吧里的某人认出，然后过去开始和他说话。通过观察他手舞足蹈的样子，我们知道他正在取笑美国的一些人。我对Bob说，“我打赌那是他。” 果然，我们向他打招呼后，John和其他人来到我们的桌子，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注意到你没带任何文件。” 他开始找借口说这些案子有多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让我们了解案件的细节。 “很好，”我回答。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案子。我就坐在这里喝酒好了。”

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引起了英国人的好奇。其中一人询问我们，需要什么背景资料来作一个罪犯侧写。我告诉他从描述场景开始。他告诉我，凶手趁遇害妇女不备时用刀刺或锤击她们。在妇女们死去之后，凶手毁坏了尸体。录音带上，妓女杀手的声音非常清晰。所以我说，“基于你所描述的犯罪现场以及我在美国听到的这个录音带，那不是开膛手。你在浪费时间。”

我解释说，真正的凶手不会与警方沟通。凶手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的男子，他是一个不起眼的独来独往者，对女性有一种病态的仇恨。他是个辍学者。他还有可能是一名卡车司机，因为他可以开着车到处闲逛。他杀害妓女是他惩罚女性的一种行为。

尽管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解决录音带的事情，Domaille说，“你知道，我曾经对你的建议感到担心，”后来他还是改变了调查方向。 1981年1月2日，一名35岁的卡车司机Peter Sutcliffe被逮捕，此后被证实是开膛手。凶手与那个炮制录音带的人并没什么相似之处。这名制造和寄送录音带者竟然是一名退休的警察，最终他与警方达成和解。

在听了佐治亚州的录音带之后，我与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进行了交谈。就像在开膛手那个案子里那样，这个家伙的语气嘲弄而且有极大的优越感。 “从他的声音和他说的话来看，他认为你们警察都是笨蛋，”我说，“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我建议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们装作一副很愚蠢的样子，玩弄一下那个打电话的人：比如到了Sigmon路之后，搜索马路的另一边，根本忽略那个打电话人所说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在看，也许警方会很幸运并抓住他。如果没有，他至少会打电话告诉警方，说警察是白痴，当下正在寻找的地方是错误的。

亚特兰大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公开表示会根据举报的线索，在Sigmon路寻找尸体，但是实际是搜查马路的另外一边。果然，那个人打电话给警方，讥讽他们是多么愚蠢。这时警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循迹抓住了那个打电话的人。这是一个年长的美国红脖子（乡下人）。为了保险起见，警方还是搜索Sigmon路的正确区域，但当然是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虚惊一场

Conyers事件不是唯一的插曲。在警方大规模调查中往往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无关事件，这次亚特兰大也不例外。在发现最早的尸体遗骸的树林里，警察仔细搜索后找到一本黄色杂志，发现一些页面上带有精液。 FBI实验室从提取下来的指纹中，确认了一个嫌疑犯。这是一个白人男性，驾驶面包车，他是一个专业杀虫驱虫的工人。从表面看，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对于这种类型的反社会人士来说，从消灭虫子到消灭黑人孩子只有一小步。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连环杀手会回到犯罪现场和抛尸地。警察推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他所征服的猎物，自慰的同时回忆起狩猎和杀戮的快感。

搜寻现场

这一结局是符合所有人的预期的，从FBI局长，总检察长，一直到白宫。所有人都焦急地等着宣布我们抓获了亚特兰大儿童系列遇害案的连环杀手。警方正在准备一份新闻稿。但是有些事情让我感到不解：一方面，他是白人；另一方面，他的婚姻美满幸福。我认为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让这个人出现在那里。

警方对他进行讯问。他否认一切。警察向他展示了那些粘在页面上的精液。他们告诉他，他的指纹也在上面。“好吧”，他承认，“我正在开车，然后我把那本杂志扔出车外。”但是这也讲不通啊。他正在驾驶，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他还设法把杂志扔出车窗，还扔到树林里？如果像他那样说的话，他必须有一个像Johnny Unitas（著名美式橄榄球明星四分卫）这样的麒麟臂。

那个嫌疑人终于意识到他的交代前后矛盾。于是他说在他的妻子怀孕后，夫妻俩就没有过性生活。但是他没有去找小姐啥的来欺骗这个他喜欢的并且怀着他孩子的女人。他去7-Eleven杂货店，买了这本杂志，然后在中午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树林里自撸。我开始同情那个嫌疑人了。谁都不是圣人！他做自己的爱做的事情而不打扰到其他人，现在甚至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撸了！

当他们在Conyers抓住那名打电话的冒名顶替者时，我以为事情可以就到此为止。至少我们能够摆脱种族主义的猜测，以便警方集中精力进行调查。但我没有考虑到媒体在这个案件侦破中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搅屎棍）。从那以后，我极力确保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诱捕计划

我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所引起的媒体极大关注和广泛报道，本身就成就了凶手的满足感。我还没想到的是，他会专门针对媒体报道做出反应。

媒体极其渴望有新的线索以至于能够抢先发布独家报道，所以他们沿着Sigmon路，重新搜索了一遍警察搜索过地方。虽然记者们一无所获，但不久之后，同样的那条路上另一具尸体被发现：这次是十五岁的Terry Pue。

对我来说案子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计划如何抓住罪犯。罪犯正密切关注媒体，并会对他们所报道的内容作出反应。他知道警察不会在Sigmon路上找到什么尸体，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在那里。但现在他正在展示他的优越感：他能够操控媒体和警察。他表现出他的傲慢和蔑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沿着Sigmon路丢弃尸体！他打破了他的模式并开了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注视着FBI和警察的一举一动，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媒体来操纵他的行为。

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或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会想到沿着Sigmon路的区域设伏。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必须向前看，看看我们当下能做些什么。

官僚主义害死人

我有几个想法。 Frank Sinatra （美国著名歌手演员）和Sammy Davis Jr. （美国著名黑人音乐家，歌手，演员）来到亚特兰大，将在Omni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为遇难者家属筹款。该活动获得了媒体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报道，我绝对肯定凶手会来参加这场演唱会。问题是，如何从二万多名观众人中找到他呢？

Roy Hazelwood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我们给他一张免费票，”我建议道。像往常一样，警察和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特工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解释道，我们可以对外宣布说，因为考虑到会有许多人来看演唱会，所以需要额外的安保人员。我们将为被聘用的安保人员提供最低工资，要求每个申请人必须拥有自己的车辆（因为我们知道凶手肯定有一辆），那些具有某种背景或执法经验的人将被优先考虑。在Omni我们会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筛选。我们将排除那些女性，老年人等 - 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黑人男性身上。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申请表，我们会在这些申请表上列出救护车驾驶的经验，以及他们以前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嫌疑人资格的事项。我们可能会找到十几个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与其他证据进行交叉对比以确定嫌疑人。

我把这个想法直接向助理检察长提出。问题是，当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处理任何没有在条例中出现过的事情的时候，推拉扯皮就会出现。当我的计划最终获得批准时，那是音乐会开幕的前一天，以至于那时候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招募安保人员”。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想要制作木制十字架，大约一英尺高。有些十字架会被送到遇难者家庭，有些会被置于犯罪现场作为凭吊纪念。我们还可以在黑人儿童失踪较多的社区教堂里竖立一个大的十字架。一旦这个做法被公开，我就知道杀手会访问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的犯罪现场或者教堂。他甚至可能试图拿取其中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对关键站点进行布控监视，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抓住他。

但是FBI花了好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才同意实施这个计划。然后是一场关于谁来制作十字架的扯皮战 - 应该是位于华盛顿的FBI后勤部门，Quantico的木工店，还是FBI驻亚特兰大办公室将其外包出去？历经千辛万苦，这些十字架终于完成。但是这个时候，案件发展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计。

守株待兔

到2月份，亚特兰大已经失去控制。各色所谓的“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专家”蜂拥而至，所有人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理解的“嫌疑人侧写”，其中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新闻界每天都在提出和讨论各种可能性，发布与此案相关的传言，采访与案件有关的人。沿着Sigmon Road发现Terry Pue的尸体后，下一个受害者是12岁的Patrick Baltazar，他被人发现死于迪卡尔布县的Buford Highway旁。和Terry Pue一样，Patrick是被勒死的。同时法医办公室宣布，Patrick身上发现的头发和纤维与之前五位受害者身上的头发和纤维相匹配。这些愈发坚定了我关于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的想法。法医调查结果得到了广泛的报道。

还有使我震惊的是，凶手开始往河里抛弃尸体。因为现在他知道FBI正在检查尸体上附着的头发和衣物地毯等纤维。之前有一具尸体，Patrick Rogers，是12月在Chattahoochee河的Cobb县一侧被发现，他死于头部被钝器重击而引起的致命创伤。Patrick Rogers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停学，今年15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约1.75米），体重145英镑。我觉得杀手现在杀人之后，会来到河边抛尸，因为河水会冲走任何的蛛丝马迹。

打捞尸体

我说，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每条流经亚特兰大的河流，特别是Chattahoochee河，它是与邻近的Cobb县形成城市西北边界的主要水道。但是这条河流涉及几个警局管辖区，所以没有人可以全面指挥布控。当由FBI和重案特遣队人员开始负责组织布控监视河流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到四月份。

与此同时，下一具尸体--13岁的Curtis Walker出现在the South River。我并不感到惊讶。紧接着一天之内在Chattahoochee河里分别发现两具尸体，Timmie Hill，十三岁，和Eddie Duncan，二十一岁（为整个系列案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以前的大多数受害者被发现时全身都穿着衣服，而这次不同，三具尸体都已被剥去衣物，以至于警方无法提取毛发和纤维。

布控小组监视所有跨越河流的桥梁和潜在的抛尸地。几周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大当局正在失去信心，每个人都感觉无从下手。由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亚特兰大警方决定在5月22日上午6点后终止该监视行动。

当天凌晨2点30分左右，一名名叫Bob Campbell的学警在Jackson Parkway 大桥下的Chattahoochee河岸处执勤。他看到一辆车开过来，然后在桥中间短暂的停了一次。

“我刚听到一声巨响！”他紧张地对着对讲机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了涟漪。那辆汽车调转车头准备原路返回。一辆警车冲出来把它截停住。被截住的是一辆1970年的雪佛兰旅行车，司机是一个有着一头卷卷短发的，二十三岁的年轻黑人，名叫Wayne Bertram Williams。他很有礼貌而且非常合作。他说自己是专门发掘歌手的星探，并说他与父母住在一起。在让他离开之前，警察询问了他并看了看他的车。

警方发现Wayne Williams停车抛尸的桥梁

锁定疑犯

两天后，二十七岁的Nathaniel Cater 的尸体裸露着出现在下游，距离一个月前发现二十一岁Jimmy Ray Payne尸体的地方不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逮捕Williams并获得搜查令，但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Wayne Williams很快就意识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Wayne Williams带着警方在整个城市进行游逛追逐。他甚至把车开到安全专员Lee Brown的家门口，使劲按响汽车喇叭。Wayne的住所里有一个暗房，在获得逮捕令之前，邻居曾经看到他在后院焚烧了很多照片。Wayne Williams还把自己的那辆车洗得干干净净。

Wayne Williams的父母

Wayne Williams符合罪犯侧写的每一个关键特征，包括他家驯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他一直想成为一名警察，几年前因冒充司法官员而被捕；在那之后，他驾驶着一辆退役的警车，并使用警察扫描仪到犯罪现场拍照。几名目击者回忆起当警察对电话报警做出反应并寻找不存在的尸体时，他们曾经在现场看到过Wayne。他当时在Sigmon Road附近，一直在那里拍照，之后还问警察是否需要这些照片。我们还发现他确实参加过Omni的慈善音乐会。

此时FBI并没有逮捕Wayne Williams，但是要求他来FBI办公室接受询问。Wayne Williams表现得很合作，并没有要求律师陪同。根据我看到的询问记录，我觉得审讯没有很好地规划或组织。它太过苛刻和直接。而且我认为，如果不是那样搞的话，他当时可能会露出马脚。询问结束后，我被告知他在FBI办公室里逗留了一阵子，表现得好像他还想谈谈警察和FBI的事情。但当他离开之后，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从Wayne那里得到认罪坦白。Wayne同意进行测谎，但事实证明测谎报告帮不了我们多少。后来，当警察和FBI特工获得逮捕令并搜查他与退休教师的父母同住的房子时，他们找到了几本教授读者如何击败测谎仪的书籍。

对于Wayne Williams的逮捕令是在6月3日获批的。尽管Williams已把汽车冲洗过，但警方在他家中发现的头发和纤维能将他与大约12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这和我所作的“罪犯侧写”一模一样。证据令人信服。乔治亚州犯罪实验室的Larry Peterson检验了案件里收集的毛发和纤维，在Williams的卧室客厅和汽车里采集到的衣物纤维来自于遇害者在失踪时穿着的衣物，同时这些衣物上也附着了卧室客厅的地毯纤维。

断章取义

1981年6月21日，Wayne B. Williams因被控谋杀Nathaniel Cater而遭逮捕。对其他黑人儿童的遇害调查仍在继续。当逮捕决定宣布的时候，Bob Ressler和我正在弗吉尼亚州Newport News附近的汉普顿酒店里开会。当时我刚从英格兰回来。会上我谈到我参与调查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三月份的时候，“人物”杂志（People）刊登了一篇关于对Bob Ressler和我的专访。当时我们正在追踪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案的凶手。在FBI总部指示我们与该杂志密切合作后，我概述了案件的内容，特别强调我们认为疑犯是黑人的。“人物”杂志的这篇专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这次会议上当我面对五百多人的观众时，有人问我对逮捕Williams有何看法。

我介绍了案件的一些背景，FBI对案件的介入以及我们如何提出“罪犯侧写”。我说Williams符合这个侧写，并字斟句酌地说，如果最终发现罪犯确实是他的话，我认为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

当时我不知道提问的人是记者。即使我知道，我想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第二天，Newport News-Hampton Daily Press在相关报道中只引述我的一句话，“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而省略了我非常重要的前提陈述。

我的这句话被新闻界捕捉到，第二天它就登上所有新闻节目和所有主要报纸而传遍全国各地。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标题尤为耸人听闻--FBI特工说Williams可能虐杀了许多儿童（“FBI Man：Williams May Have Slain Many。”）。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我们所驻的酒店大堂和我房间外的走廊里都架起电视台的许多摄像机。Ressler和我不得不顺着火灾逃生梯才能离开酒店。

委屈

事件依然在发酵。在外界所有人眼里，FBI参与案件调查的一名特工未经法庭审判却宣称Wayne Williams有罪。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我向我的顶头上司Larry Monroe解释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他和FBI局长助理Jim McKenzie试图帮助我避免FBI职业责任办公室OPR（the FBI’s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对我发起调查。

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匡蒂科图书馆里。我曾经在那里安静地写下许多案件分析和罪犯侧写。与我们的地下办公室不同，它有宽大的落地窗。现在Monroe 和 McKenzie在这里跟我谈话。他们一直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是唯一一个全职做罪犯侧写分析的人。这段时间对亚特兰大的案件调查消耗了我全部的热情和情感，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我得到的回报则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和进而的无理攻击。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在罪犯侧写和刑事调查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对嫌犯的评估以及预测他接下来可能会做的事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从白宫以下，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搞砸了或者错了，我们部门将不复存在。

我们总是被告知罪犯侧写这项工作是高风险，高收益。我眼中含着泪水，我告诉Monroe 和 McKenzie，我认为这是“高风险，但没有他妈的任何收益。”我说这项工作不值得这么去拼命。说罢，我把案例文件夹狠狠地扔在桌子上。 Jim McKenzie宽慰我说我很可能是对的，他们会想办法帮助我的。

就在我最最沮丧的时候，我的父亲杰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谈到了当年他被布鲁克林鹰队解雇时的心情。他当时也很低落。他一直在努力工作，而且尽力做好，但有时觉得生活中会发生许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他解释了他如何学会面对生活中的不顺并重新调整他的心情作为第二天工作的动力。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封信一直放在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

五个月后，OPR决定正式发信警告我，声称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发表后，FBI就警告过我不要和新闻界讨论任何与案件相关的问题。警告信来自局长Webster本人。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它，而且无论我对FBI的看法是什么，工作本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仍然在全国各地出差办案。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即将到来，是时候振作精神了。

世纪审判

1982年1月，在持续了6天控辩双方筛选陪审团的过程结束之后，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正式开始。陪审团主要由黑人组成，九名女性和三名男性。虽然我们认为Williams应该对至少十二个儿童被杀案件负责，但他只被起诉了两起谋杀罪 - Nathaniel Cater 和 Jimmy Ray Payn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俩遇害者都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而非十几岁的儿童。

提审Wayne Williams

Williams的辩护团队由来自密西西比州的Jim Kitchens 和 Al Binder以及来自亚特兰大的Mary Welcome组成。起诉方包括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助理地区检察官Gordon Miller 和 Jack Mallard。由于我在案件调查阶段参与了好多工作，地区检察官要求我和他们在一起，以便随时向他们提供建议。于是在审理过程中，我直接坐在起诉桌后面。

如果审判放在现在进行的话，我将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出庭作证。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有罪的话，我还可以出庭评估被告在未来的危险性并就量刑提出专业意见。但是在1982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没有被法院承认，所以我只能就指控策略提出一些建议。

检察官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于Larry Peterson和华盛顿FBI实验室的专家Hal Deadman，他们对遇害者衣物及Williams房间地毯上收集到的毛发和纤维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Williams只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佐治亚州的刑事诉讼程序允许该州引入其他相关案件，这在密西西比州是无法做到的，并且辩方对此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对于检方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Williams态度温和，能够控制自己情绪，侃侃而谈，而且表现得十分友好。凭借厚厚的眼镜，温顺的外表，和细腻的双手，他看起来更像是Pillsbury Doughboy而不是谋杀了许多孩子的连环杀手。在Williams被捕前，他曾向公众发布有关他如何无罪以及他的被捕纯属种族迫害性质的新闻稿。William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会把FBI比作Keystone Kops （美国早期无声片，主角是肥胖而无能的警察），亚特兰大警察比作“Car 54, Where Are You?”” （美国肥皂剧，主角是矮胖挫蠢还惧内的纽约警察）

还未被逮捕的Williams 在住所外自己的车上与警察交谈

检方方面没有人对Williams会当庭露出马脚而抱有什么希望，但我认为他可能会。从他在犯罪期间的行为和曾经发布公开声明中，我认为他傲慢自信，他自认为可以用之前操纵公众，媒体，和警察的方式来操纵审判。

未能出庭的证人

由法官Clarence Cooper牵头，控辩双方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会上Al Binder表示他们正在邀请凤凰城著名的法医心理学家Michael Brad Bayless来证明Williams不符合这种罪犯侧写并且根本没有能力实施谋杀。Bayless博士对Williams进行了三次单独的精神方面的测试。“很好，”Gordon Miller回答道。 “你把他带进来，我们将带来一名FBI特工作为反驳证人，他曾经预测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 “好啊，我们想和他见面，”Binder说。Miller告诉他，在大多数审判期间，我会一直坐在起诉桌后面。

之后在陪审团的房间里我与控辩双方会面。我解释了我的职业背景，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我是FBI特工而不是医生有异议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位与我们FBI合作的精神科医生，比如Park Dietz。Park Dietz也研究过这个案子，我有信心他会证明同样的事情。Binder和他的同事似乎对我所说深信不疑。Binder甚至告诉我他的儿子想成为一名FBI特工。

事实证明，Bayless博士从来没有出庭作证。审判结束后的一周，Bayless博士告诉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Williams在情感上有谋杀能力，有人格缺陷，而且在他看来，谋杀案的动机是“对权力和控制的强迫性需求。”他说，Williams“希望我做两件事，其中之一是要么把某些事情从我提交给法庭的报告中去掉，要么就不要出庭作证。”他说辩方遇到最头疼的事情是，Williams坚持自己控制一切。

在严密戒备下的Williams

我发现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因为它与Roy Hazelwood的罪犯侧写高度吻合。但在审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像大多数非本地人在等待开庭一样，我住在市中心离法院不远的万豪酒店。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餐厅吃饭，有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黑人男子走到我的餐桌旁，自我介绍说他是Brad Bayless博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在这里。他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

我告诉他，如果他明天要为Williams辩护作证而我们现在被人看到在一起的话，这就太不合适了。但Bayless说他并不关心这一点。 他坐下来，问我是否对他和他的背景有所了解。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多。我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给他剖析了案情，并说如果他用辩方要求的方式来作证的话，他会让他自己和他的职业生涯难堪。当Bayless起身离开桌子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他真的很想来匡蒂科学习我们的课程。我眨了眨眼说让我们明天见。

第二天在法庭上，Brad Bayless博士没有出席作证。他已经返回亚利桑那州。在辩方那一边，Binder抗议“公诉方滥用权力”，对陪审团抱怨说控方如何吓跑他的专家证人。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但我认为，真正发生的转变是Bayless博士自己。他是个正直的人，不愿被任何一方当枪使。

法庭交锋

轮到控方开始举证的时候，Hal Deadman和Larry Peterson出场了。他们在确认头发和纤维证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证据背后的原理是非常复杂而高深的东西。关于这种地毯纤维如何在这个方向上扭曲，并且有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扭转，如何对陪审团通俗易懂地讲解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并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终，他们把来自所有十二名受害者衣物上的纤维与Williams的紫罗兰色和绿色床罩相匹配，其中大部分纤维与Williams卧室的地毯有关，大约一半的纤维与客厅的地毯匹配，而且遇害者身上所发现的动物毛发与被告驯养的德国牧羊犬身上的毛发相一致。

当轮到辩方发言时，一个英俊而迷人的看起来像肯尼迪那样的人从辩方坐席那里站起来，对陪审团微笑着反驳了Deadman的证词。当控方开会总结一天的辩论情况时，每个人都在嘲笑这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家伙，说他所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然后控方对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约翰？” 由于我在法庭上一直观察着陪审团，我完全清楚怎么回事。我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他们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你可能认为他没有说服力，”我解释道，“但陪审团相信他。”我知道Hal Deadman在谈论什么，我仍然觉得让陪审团理解这些证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辩方证人的论述可能过于简单直接，但他们所说的更容易被陪审团认同。

坐在被告席上的Wayne Williams

虽然他们没有说出口，我知道控方都认为我是一坨屎。他们开始考虑放弃我。好吧，我有大量积压案件等着我去处理，比如我正准备参加对Mary Frances Stoner谋杀案的审判。我也有个人问题需要解决。由于我长期出差，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一直都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心力憔悴，身心疲惫。我打电话给Larry Monroe告诉他我要回家。我刚到家不久，我就收到一条消息称控方会改变策略。那些检察官们开始认为我所说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希望我回到亚特兰大继续帮助他们质询辩方证人和疑犯。

所以两天后我又回到亚特兰大。现在控方更愿意寻求外界的建议。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Wayne Williams决定自己站出来，而这正如我所预料的。他的律师Al Binder对Wayne Williams进行了质询。当Al Binder问问题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充满斗志的鲨鱼，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绰号叫“大白鲨”的原因。他一直向陪审团灌输同样的观点。 “看着他！他看起来像个连环杀手吗？看着他。站起来，Wayne，”他说。Binder让 Williams 伸出双手。 “看看他的双手是多么柔软。你认为他有力量杀死人吗？或者用这双手掐死一个人吗？” Binder在陪审团面前如此这般地表演了两天。Williams心领神会，配合着辩方展现自己：Williams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受种族偏见迫害的无辜受害者；这个国家这个司法系统只是需要快速地找到一个“罪犯”，而他就是牺牲品。

Wayne Williams 小时候的照片

因此，控方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对他进行盘问？

策略

轮到地区助理检察官Jack Mallard出场了。他有很好听的南方口音，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虽然我没有在法庭程序或证人举证方面接受过任何正式培训，但我有一种直觉应该怎么去做。我问自己，什么会让我心烦意乱？我知道如果我在被一个知道我做案细节的人质疑时，我会心慌意乱，不管我试图让他相信什么。

我对Mallard说，“还记得以前有个电视节目叫“This Is Your Life”吗？”你必须和他站在一起，你必须让他屈服。因为他是一个强迫症者，过度控制自己，对自己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为了摧毁这种刚性，你必须保持对他的压力，通过检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维持这种紧张，甚至质问那些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比如他就读的学校。坚持下去。当你准备要剥下他面具的时候，你必须像Al Binder那样和他有肢体的接触。对辩方有利的就是对控方有利的。向他靠近，侵入他的空间，让他措手不及。在辩方有机会反对之前，低声问他：“当你杀了这些孩子时，你有没有恐慌，Wayne？”

法庭交锋

这就是Mallard所做的。在头几个小时的盘问中，他根本无法撼动Williams。即使Mallard抓住了Williams的一些前后矛盾的回答，但Williams仍旧表现得出奇平静，“怎么可能是我？”Williams反问。一头灰发，穿着灰色西服的Mallard有条不紊回顾了Williams的整个生活，然后在正确的时间，他走近Williams。Mallard把手放在Williams的手臂上，在用一种慢条斯理的南乔治亚州口音说：“它是一种什么感觉，Wayne？当你用手指紧固住受害者的喉咙时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慌张吗？你感到恐惧吗？” Williams用微弱声音回答说，“不。” 然后他抓住了自己，愤怒到了极点。他指着我尖叫到，“就是你，正在尽力使我符合FBI所谓的罪犯侧写，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辩方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Williams开始发狂，咆哮着吼道“FBI是暴徒”并咒骂控方检察官团队是“傻瓜”。但这正是审判的转折点。陪审团成员后来自己这么说。他们张大嘴巴盯着Williams。他们第一次看到了Wayne Williams的另一面。他们看到Williams在他们眼前极具攻击力而又失态的样子。他们终于理解他有能力实施暴力行为。

在法庭这样的公开场合暴怒后，我知道Wayne现在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再次换取陪审团对他的同情。我轻拍Mallard的肩膀说：“你看，杰克。从今天起一个星期，Wayne会生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一周的时间长度，但正好一周之后，审判被中断了。Williams因肚子痛被送往医院。然而医生发现他并没有任何问题，就放他出院了。

轮到Williams的律师Mary Welcome向陪审团陈述，她举起了一个顶针问陪审团：“你是否会让一小撮证据证明这个男人有罪？”说罢她又拿起一块绿色的地毯，说这是一块多么普通的地毯，你怎么能因为他有绿地毯而定罪这个人？那块地毯正是Mary Welcome在自己的办公室使用的。

所以那天我和一些FBI特工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在她不在的时候走进她的办公室，收集一些地毯纤维。我们将它们带回来并由专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比较，并向检方提供证据，证明她办公室地毯的纤维与Williams家中的地毯纤维完全不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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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节选自John E. Douglas 和 Mark Olshaker所著的“Mindhunter”（1996）。

2. 本文的许多内容相信会出现在第三季。

3. 自己翻译的，中英文水平渣渣请见谅。

（正文）

1981年冬天，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正处于漩涡的中心。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死亡系列案件在一年半前悄然开始，现在这一系列案件已把这个大城市政治化并使这个国家产生严重的两极分裂。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事件。案件调查的每一步都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

系列凶杀案

1979年7月28日，有人投诉说Niskey Lake Road附近的树林里有一股恶臭，警方接报后搜查发现了13岁Alfred Evans的尸体。他已经失踪了三天。在勘察现场时警方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他距离Alfred五十英尺远，且尸体部分腐烂。这是十四岁的Edward Smith，他已经失踪7天了。两个男孩都是黑人。验尸官推测Alfred可能是被勒死的，而Edward Smith肯定是被.22口径武器射杀的。

11月8日，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警察发现了Yusef Bell的尸体。9岁的Yusef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失踪，验尸确认他也是被勒死的。8天后，在亚特兰大东部的Redwine Road和Desert Drive附近发现了Milton Harvey的尸体。9月初他被报失踪，与Alfred Evans一样，14岁的Milton没有明确的死因。这两个遇害者也都是黑人孩子。但是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几起案件有任何关联。不幸的是，在一个像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里，黑人孩子们在不停地消失，即使其中的一部分孩子被找到，也只是早已变成一具具尸体而已。

又一场追悼会

1980年3月5日上午，十二岁的女孩Angel Lanier在上学途中失踪，校方表示她从未到过学校。五天后她的尸体在道路一侧被发现，尸体被电线捆绑着。她穿着整齐，包括她的内衣，但是她的嘴里塞了一条内裤。Angel是被勒死的，但是验尸官没有发现性侵犯的证据。接着，11岁的Jeffrey Mathis于3月12日失踪。此时亚特兰大警察局仍然没有从这六个失踪或死亡黑人孩子的案件中取得任何进展。亚特兰大警察局认为案件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从而没有认真考虑过部分或全部案件有关联的可能性。

但受害人家属并不同意。 4月15日，Yusef Bell的母亲Camille与其他失踪和被害黑人儿童的父母商议后，宣布成立“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他们请求官方帮助并承认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这类惨案不应该发生在亚特兰大，因为这里是美国南方正在崛起的国际大都会。

“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在向媒体出示失踪黑人儿童照片

然而恐怖并没有停止。 5月19日，十四岁的Eric Middlebrook被发现死于离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死因是由钝力打击引起的头部创伤。 6月9日，十二岁的Christopher Richardson失踪了。 6月22日，8岁的LaTonya Wilson，系列案件中的第二个女孩，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从她的卧室被绑架。两天后，在DeKalb县的一座桥下发现了Aaron Wyche的尸体。十岁的他死于窒息和颈部骨折。 9岁的Anthony "Tony" Carter的尸体于7月6日在威尔斯街的一个仓库后面被发现，面朝草地，身上有多处刀伤。由于现场没有血迹，法医判断此处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警方和志愿者搜寻尸体（1981）

碌碌无为的警方

鉴于公众的压力，警方再也不能够装聋作哑，亚特兰大市公共安全专员Brown成立了有5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案组。然而事态继续恶化。10岁的Earl Terrell于7月31日在Redwine Road附近失踪，该地点靠近发现Milton Harvey尸体的地方。当十二岁的Clifford Jones的尸体在好莱坞路的一条小巷被发现后，警方不得不表示这几起黑人儿童谋杀案可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直到此时，FBI（联邦调查局）还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案件，因为这些仍然是地方罪案。 真正的突破来源于Earl Terrell的失踪案件。Earl的家人接到几个电话，说Earl已被绑架。绑匪要求家属支付赎金，以保证他们的儿子会安全归来。来电者表示Earl已从亚特兰大（在佐治亚州）被带到阿拉巴马州。至此这起案件现在演变为跨州的绑架案件，所以FBI此时才有权介入进行调查。但是很快警方和FBI就发现所谓要求赎金是一场骗局。Earl还生的希望逐渐消失，而FBI则不得不退出。

所有遇害儿童

在另一名11岁的Darron Glass男孩于9月16日失踪之后，亚特兰大市的市长Maynard Jackson不得不向白宫寻求帮助，要求FBI介入对亚特兰大儿童遇害和失踪事件进行调查。此时管辖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邦总检察官Griffin Bell命令FBI开始调查失踪儿童是否涉及联邦法规。换句话说，绑架罪行是否存在有跨州的性质？此外，FBI在亚特兰大的办事处被要求负责确认这些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是否相互关联。实际上，白宫对于FBI要求很简单：解决案件并尽快找到凶手。

媒体长时间的追踪这一事件，长篇累牍的报道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情绪。在那些定期出版的报纸上，失踪或者被谋杀的黑人儿童的面孔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人们攻击亚特兰大市政府的借口：这是否是针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的阴谋？这是否是3K党或其他类似于纳粹的仇恨团体悄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亦或，这只是一个疯狂的个人所做的疯狂的事情，应该由个体犯罪来解释这些黑人儿童的死亡吗？但是最后一种推测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这些孩子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受害者。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是白人，他们几乎从未杀害过自己种族之外的人。况且连环谋杀是个人犯罪，而不是政治犯罪。

亚特兰大市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巨款悬赏凶犯线索

FBI介入

当Roy Hazelwood和我到达亚特兰大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十六起类似的案件，而且都未结案。FBI介入时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ATKID，也被指定为“重大案例30”。在FBI介入这些案件时几乎没有公开宣传，因为亚特兰大警方不希望任何人抢走他们的风头。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也没有作过更多的努力，因为不想让人们对FBI的期望值太高。

亚特兰大公共安全部专员请求FBI帮助的信件

在找谁作拍档同去亚特兰大的问题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Roy Hazelwood。在FBI行为科学部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的所有教师中，Roy做了最多的罪犯侧写（profiling）。他给FBI的学员讲解关于人际暴力的课程，并参与调查与侦破了许多被地方警察部门送到FBI来的强奸案件。在亚特兰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这些案件是否相关，如果是，动机是什么？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案件档案 ： 犯罪现场照片，每个孩子在被找到时穿着的描述，该地区目击者的陈述，和尸检报告。我们还实地采访了孩子的家庭成员，看看是否有共同的受害者。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孩子们失踪的街区附近，还带我们勘察了每一个发现尸体的地方。

在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Roy和我分别进行了心理测试。这是由法医心理学家负责测试的，我们假设自己是凶手，从凶手的角度来描述动机，背景和家庭生活 。负责测试的专家惊讶于我们的结果几乎相同。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做的疑犯侧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是类似3K党的仇恨犯罪。其次，我们几乎能肯定罪犯和遇害者一样，也是黑人。第三，虽然许多死亡和失踪的案件是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是相关的。

佐治亚州的FBI收到了几个关于3K党可能 参与的线索，但我们不认为这些线索很重要。仇恨犯罪（hate crimes）能一直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早期，它们往往是高度公开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仇恨犯罪或其他种族谋杀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为了产生巨大影响，它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如果一个仇恨团体针对的是整个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儿童，那么警察和公众应该很快能够锁定幕后的黑手。现在几个月都已经过去，这表明3K党并不是FBI要找的对象。在这些案件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与仇恨犯罪有关的证据。

尸体发现场所主要或完全位于黑人居住区域。一个白人，更不用说一群白人了，如果徘徊这些社区，是很难不被人注意的。警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没有居民报告说在黑人居住区有发现白人。而且这些区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都有黑人在街头游荡或者闲逛。所以即使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个白人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这也符合我们的经验，即性杀手倾向于针对自己的种族。尽管没有明显的性骚扰证据，但这些罪行绝对符合性行为。

许多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低龄，外向，混迹街头，但缺乏经验，而且对于自己社区之外的世界想象得相当天真。我们认为，一旦被坏人盯上，这种类型的孩子极其容易受到攻击或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和欺骗。因为孩子们是被绑架的，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有汽车。而且我们觉得他必须有一些成人权威的光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家庭里。一些房屋甚至没有电或自来水。

我们让亚特兰大的FBI探员假扮工人进入这些社区，给孩子们提供5美元来做他的工作。参加测试的探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社区里孩子们非常渴望生存，他们几乎可以为五美元做任何事情。在FBI测试的同时，我们在这些街区发现了有白人出没。

但正如我所说，虽然我们确实找到了这些案件之间强有力的联系，但它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在仔细评估了遇害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这两个女孩可能不是被同一个人杀死。 LaTonya Wilson从她卧室被绑架的方式过于专业化。在这些男孩中，我认为大多数“软杀人（soft kills）” - 扼杀 - 都是相关的。证据的其他方面使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不止是一个杀手。一些案件的证据有力表明杀手是受害者家属中的一员。但当FBI局长William Webster公开宣布这一点时，他被媒体大肆抨击。除了这种陈述有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之外，所有有此结论的案件都使该遇害者家庭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由全国各地的团体和个人捐助的资金。

疑犯侧写

即使我们认为罪犯不会是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正在面对的至少有一个特定个人，他会持续杀人直到被找到为止。Roy和我的嫌疑人侧写表明，罪犯是一个黑人男性单身，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之间。他可能是一名警察，驾驶与警车同类型的车辆，并沿途于那些孩童说自己正在进行案件调查。他会有一只外貌类似警犬的狗，可能是德国牧羊犬或是杜宾犬。他不会有女朋友，年轻男孩会被他所吸引。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强奸或其他明显性虐待的迹象。我想，这与他的性功能不全（sexual inadequacy）有关。他会对这些孩子施展花言巧语。我敢打赌他和孩子们说的那些事会与音乐或表演有关。他有一套很好的说辞，但最终往往无法产生好的结果。在接触交谈中，孩子可能会拒绝他，或者他至少会这样认为，然后他会杀人，而他觉得这样地致人于死地是被迫的。

亚特兰大警方筛查了所有已知的恋童癖者和性罪犯，最终得到了大约一千五百名可疑嫌犯的名单。警察和FBI特工走访了学校，对儿童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有成年男性主动接触过他们，并且孩子们没有告诉过他们的父母或警察。警察和FBI还乘坐公共汽车，在公交车上散发印有失踪孩子照片的传单，询问是否有人看过他们，特别是在男人的陪伴下。卧底警察则在同性恋酒吧里闲逛，偷听相关的对话并找寻线索。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并非所有人都乐意让我们在那里调查。在一个废弃公寓里的犯罪现场，一名黑人警察来到我面前说：“你是道格拉斯，是吗？” “是啊，没错。” “我看到了你对嫌疑人的侧写。这完全是放屁！”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评估我的工作，或只是引用报纸上的话--从来没有过连环杀手是黑人。这不完全正确。我们FBI曾经参与调查和侦破黑人连环杀手案件，但对陌生人下手的案件却并不多。 在那些案件里，遇害者只涉及妓女和杀手他们自己家庭成员。但是在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系列案件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案手法。

“我也不想在这里，”我说。 “我没有要求过来。” 无论如何，这很令人沮丧。所涉及的每个人都希望案件得到解决，但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方式来解开谜团。

除了这是3K党的阴谋之外，各种各样的推测都在浮动，有些推测比其他推测更稀奇古怪。警察发现死亡儿童缺少各种衣物，但没有一个相同。这个杀手是不是在家里装饰自己的模特，就像Ed Gein尝试收集女性皮肤的部分一样？(Ed Gein 美国50年代著名的杀人犯，精神病人，盗尸者，在坟地挖出埋下不久的尸体或者割取出毛发皮肤器官，拿回家作装饰用) 或者原来的嫌犯是否有可能自杀并且一个模仿者已经接替了他？

遇害者家属上街

节外生枝

对我来说，第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当我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所在地）时。在距离亚特兰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镇Conyers（科尼尔斯）的警察部门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认为这个电话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我听了Larry Monroe办公室的录音带和Park Dietz博士的录音。在成为行为科学部门负责人之前，Monroe曾是Quantico的杰出教师之一。和Ann Burgess一样，Park Dietz被Roy Hazelwood带到了这个单位。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刚开始在执法界崭露头角。 Park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也是我们部门的常客。

录音带上的来电者自称是亚特兰大儿童杀手，并提到了最近已知受害者的名字。他显然是白人，口音听起来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redneck），并发誓他“会杀死更多的黑人孩子。”他还在罗克代尔县的西蒙路（Sigmon Road）指定了一个地点，说警方可以在那里找到另外一具尸体。

我记得当时房间里同仁们兴奋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泼了一盆冷水。 “这不是杀手，”我说，“但是你必须抓住他，因为只要他在那里，他就会继续打电话来胡搅蛮缠，这样会成为我们的麻烦并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尽管警方兴奋不已，但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我不久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Bob Ressler和我在英格兰Bramshill 的英国警察学院（the British police academy，相当于美国的匡蒂科）教授一门课程。Bramshill大约距伦敦郊外一个小时。当时的英格兰正在调查约克郡开膛手谋杀案。这位凶手显然是在模仿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白教堂凶手，他殴打并刺杀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妓女。到目前为止已有8人死亡。还有三名妇女设法逃脱，但她们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嫌疑犯的年龄范围估计从十几岁开始到五十岁。像亚特兰大一样，整个英格兰都陷入恐慌之中。那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警方最终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25万次调查走访。

警察局和报纸都收到了“开膛手杰克”的来信，承认这些罪行是他所为。然后一个长约两分钟的录音带被寄到总督察George Oldfield那里，“开膛手杰克”嘲弄警察并承诺再次实施杀人。与亚特兰大的情况一样，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重大突破。录音带在全国各地复制和播放 - 通过电视和广播，免费电话线，在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 - 就是要看看是否有人能识别出录音带里那个人的声音。

当我们在英国警察学院的时候，我们被告知John Domaille也在Bramshill。他是英国鼎鼎有名的警察和开膛手案件的首席调查员。Domaille被告知两位专长于罪犯侧写的美国FBI专家也在此地，也许我们三人应该聚一聚。所以下课后，Bob和我坐在学院酒吧。当John进来时，被酒吧里的某人认出，然后过去开始和他说话。通过观察他手舞足蹈的样子，我们知道他正在取笑美国的一些人。我对Bob说，“我打赌那是他。” 果然，我们向他打招呼后，John和其他人来到我们的桌子，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注意到你没带任何文件。” 他开始找借口说这些案子有多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让我们了解案件的细节。 “很好，”我回答。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案子。我就坐在这里喝酒好了。”

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引起了英国人的好奇。其中一人询问我们，需要什么背景资料来作一个罪犯侧写。我告诉他从描述场景开始。他告诉我，凶手趁遇害妇女不备时用刀刺或锤击她们。在妇女们死去之后，凶手毁坏了尸体。录音带上，妓女杀手的声音非常清晰。所以我说，“基于你所描述的犯罪现场以及我在美国听到的这个录音带，那不是开膛手。你在浪费时间。”

我解释说，真正的凶手不会与警方沟通。凶手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的男子，他是一个不起眼的独来独往者，对女性有一种病态的仇恨。他是个辍学者。他还有可能是一名卡车司机，因为他可以开着车到处闲逛。他杀害妓女是他惩罚女性的一种行为。

尽管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解决录音带的事情，Domaille说，“你知道，我曾经对你的建议感到担心，”后来他还是改变了调查方向。 1981年1月2日，一名35岁的卡车司机Peter Sutcliffe被逮捕，此后被证实是开膛手。凶手与那个炮制录音带的人并没什么相似之处。这名制造和寄送录音带者竟然是一名退休的警察，最终他与警方达成和解。

在听了佐治亚州的录音带之后，我与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进行了交谈。就像在开膛手那个案子里那样，这个家伙的语气嘲弄而且有极大的优越感。 “从他的声音和他说的话来看，他认为你们警察都是笨蛋，”我说，“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我建议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们装作一副很愚蠢的样子，玩弄一下那个打电话的人：比如到了Sigmon路之后，搜索马路的另一边，根本忽略那个打电话人所说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在看，也许警方会很幸运并抓住他。如果没有，他至少会打电话告诉警方，说警察是白痴，当下正在寻找的地方是错误的。

亚特兰大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公开表示会根据举报的线索，在Sigmon路寻找尸体，但是实际是搜查马路的另外一边。果然，那个人打电话给警方，讥讽他们是多么愚蠢。这时警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循迹抓住了那个打电话的人。这是一个年长的美国红脖子（乡下人）。为了保险起见，警方还是搜索Sigmon路的正确区域，但当然是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虚惊一场

Conyers事件不是唯一的插曲。在警方大规模调查中往往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无关事件，这次亚特兰大也不例外。在发现最早的尸体遗骸的树林里，警察仔细搜索后找到一本黄色杂志，发现一些页面上带有精液。 FBI实验室从提取下来的指纹中，确认了一个嫌疑犯。这是一个白人男性，驾驶面包车，他是一个专业杀虫驱虫的工人。从表面看，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对于这种类型的反社会人士来说，从消灭虫子到消灭黑人孩子只有一小步。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连环杀手会回到犯罪现场和抛尸地。警察推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他所征服的猎物，自慰的同时回忆起狩猎和杀戮的快感。

搜寻现场

这一结局是符合所有人的预期的，从FBI局长，总检察长，一直到白宫。所有人都焦急地等着宣布我们抓获了亚特兰大儿童系列遇害案的连环杀手。警方正在准备一份新闻稿。但是有些事情让我感到不解：一方面，他是白人；另一方面，他的婚姻美满幸福。我认为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让这个人出现在那里。

警方对他进行讯问。他否认一切。警察向他展示了那些粘在页面上的精液。他们告诉他，他的指纹也在上面。“好吧”，他承认，“我正在开车，然后我把那本杂志扔出车外。”但是这也讲不通啊。他正在驾驶，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他还设法把杂志扔出车窗，还扔到树林里？如果像他那样说的话，他必须有一个像Johnny Unitas（著名美式橄榄球明星四分卫）这样的麒麟臂。

那个嫌疑人终于意识到他的交代前后矛盾。于是他说在他的妻子怀孕后，夫妻俩就没有过性生活。但是他没有去找小姐啥的来欺骗这个他喜欢的并且怀着他孩子的女人。他去7-Eleven杂货店，买了这本杂志，然后在中午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树林里自撸。我开始同情那个嫌疑人了。谁都不是圣人！他做自己的爱做的事情而不打扰到其他人，现在甚至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撸了！

当他们在Conyers抓住那名打电话的冒名顶替者时，我以为事情可以就到此为止。至少我们能够摆脱种族主义的猜测，以便警方集中精力进行调查。但我没有考虑到媒体在这个案件侦破中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搅屎棍）。从那以后，我极力确保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诱捕计划

我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所引起的媒体极大关注和广泛报道，本身就成就了凶手的满足感。我还没想到的是，他会专门针对媒体报道做出反应。

媒体极其渴望有新的线索以至于能够抢先发布独家报道，所以他们沿着Sigmon路，重新搜索了一遍警察搜索过地方。虽然记者们一无所获，但不久之后，同样的那条路上另一具尸体被发现：这次是十五岁的Terry Pue。

对我来说案子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计划如何抓住罪犯。罪犯正密切关注媒体，并会对他们所报道的内容作出反应。他知道警察不会在Sigmon路上找到什么尸体，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在那里。但现在他正在展示他的优越感：他能够操控媒体和警察。他表现出他的傲慢和蔑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沿着Sigmon路丢弃尸体！他打破了他的模式并开了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注视着FBI和警察的一举一动，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媒体来操纵他的行为。

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或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会想到沿着Sigmon路的区域设伏。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必须向前看，看看我们当下能做些什么。

官僚主义害死人

我有几个想法。 Frank Sinatra （美国著名歌手演员）和Sammy Davis Jr. （美国著名黑人音乐家，歌手，演员）来到亚特兰大，将在Omni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为遇难者家属筹款。该活动获得了媒体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报道，我绝对肯定凶手会来参加这场演唱会。问题是，如何从二万多名观众人中找到他呢？

Roy Hazelwood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我们给他一张免费票，”我建议道。像往常一样，警察和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特工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解释道，我们可以对外宣布说，因为考虑到会有许多人来看演唱会，所以需要额外的安保人员。我们将为被聘用的安保人员提供最低工资，要求每个申请人必须拥有自己的车辆（因为我们知道凶手肯定有一辆），那些具有某种背景或执法经验的人将被优先考虑。在Omni我们会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筛选。我们将排除那些女性，老年人等 - 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黑人男性身上。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申请表，我们会在这些申请表上列出救护车驾驶的经验，以及他们以前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嫌疑人资格的事项。我们可能会找到十几个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与其他证据进行交叉对比以确定嫌疑人。

我把这个想法直接向助理检察长提出。问题是，当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处理任何没有在条例中出现过的事情的时候，推拉扯皮就会出现。当我的计划最终获得批准时，那是音乐会开幕的前一天，以至于那时候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招募安保人员”。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想要制作木制十字架，大约一英尺高。有些十字架会被送到遇难者家庭，有些会被置于犯罪现场作为凭吊纪念。我们还可以在黑人儿童失踪较多的社区教堂里竖立一个大的十字架。一旦这个做法被公开，我就知道杀手会访问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的犯罪现场或者教堂。他甚至可能试图拿取其中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对关键站点进行布控监视，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抓住他。

但是FBI花了好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才同意实施这个计划。然后是一场关于谁来制作十字架的扯皮战 - 应该是位于华盛顿的FBI后勤部门，Quantico的木工店，还是FBI驻亚特兰大办公室将其外包出去？历经千辛万苦，这些十字架终于完成。但是这个时候，案件发展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计。

守株待兔

到2月份，亚特兰大已经失去控制。各色所谓的“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专家”蜂拥而至，所有人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理解的“嫌疑人侧写”，其中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新闻界每天都在提出和讨论各种可能性，发布与此案相关的传言，采访与案件有关的人。沿着Sigmon Road发现Terry Pue的尸体后，下一个受害者是12岁的Patrick Baltazar，他被人发现死于迪卡尔布县的Buford Highway旁。和Terry Pue一样，Patrick是被勒死的。同时法医办公室宣布，Patrick身上发现的头发和纤维与之前五位受害者身上的头发和纤维相匹配。这些愈发坚定了我关于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的想法。法医调查结果得到了广泛的报道。

还有使我震惊的是，凶手开始往河里抛弃尸体。因为现在他知道FBI正在检查尸体上附着的头发和衣物地毯等纤维。之前有一具尸体，Patrick Rogers，是12月在Chattahoochee河的Cobb县一侧被发现，他死于头部被钝器重击而引起的致命创伤。Patrick Rogers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停学，今年15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约1.75米），体重145英镑。我觉得杀手现在杀人之后，会来到河边抛尸，因为河水会冲走任何的蛛丝马迹。

打捞尸体

我说，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每条流经亚特兰大的河流，特别是Chattahoochee河，它是与邻近的Cobb县形成城市西北边界的主要水道。但是这条河流涉及几个警局管辖区，所以没有人可以全面指挥布控。当由FBI和重案特遣队人员开始负责组织布控监视河流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到四月份。

与此同时，下一具尸体--13岁的Curtis Walker出现在the South River。我并不感到惊讶。紧接着一天之内在Chattahoochee河里分别发现两具尸体，Timmie Hill，十三岁，和Eddie Duncan，二十一岁（为整个系列案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以前的大多数受害者被发现时全身都穿着衣服，而这次不同，三具尸体都已被剥去衣物，以至于警方无法提取毛发和纤维。

布控小组监视所有跨越河流的桥梁和潜在的抛尸地。几周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大当局正在失去信心，每个人都感觉无从下手。由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亚特兰大警方决定在5月22日上午6点后终止该监视行动。

当天凌晨2点30分左右，一名名叫Bob Campbell的学警在Jackson Parkway 大桥下的Chattahoochee河岸处执勤。他看到一辆车开过来，然后在桥中间短暂的停了一次。

“我刚听到一声巨响！”他紧张地对着对讲机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了涟漪。那辆汽车调转车头准备原路返回。一辆警车冲出来把它截停住。被截住的是一辆1970年的雪佛兰旅行车，司机是一个有着一头卷卷短发的，二十三岁的年轻黑人，名叫Wayne Bertram Williams。他很有礼貌而且非常合作。他说自己是专门发掘歌手的星探，并说他与父母住在一起。在让他离开之前，警察询问了他并看了看他的车。

警方发现Wayne Williams停车抛尸的桥梁

锁定疑犯

两天后，二十七岁的Nathaniel Cater 的尸体裸露着出现在下游，距离一个月前发现二十一岁Jimmy Ray Payne尸体的地方不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逮捕Williams并获得搜查令，但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Wayne Williams很快就意识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Wayne Williams带着警方在整个城市进行游逛追逐。他甚至把车开到安全专员Lee Brown的家门口，使劲按响汽车喇叭。Wayne的住所里有一个暗房，在获得逮捕令之前，邻居曾经看到他在后院焚烧了很多照片。Wayne Williams还把自己的那辆车洗得干干净净。

Wayne Williams的父母

Wayne Williams符合罪犯侧写的每一个关键特征，包括他家驯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他一直想成为一名警察，几年前因冒充司法官员而被捕；在那之后，他驾驶着一辆退役的警车，并使用警察扫描仪到犯罪现场拍照。几名目击者回忆起当警察对电话报警做出反应并寻找不存在的尸体时，他们曾经在现场看到过Wayne。他当时在Sigmon Road附近，一直在那里拍照，之后还问警察是否需要这些照片。我们还发现他确实参加过Omni的慈善音乐会。

此时FBI并没有逮捕Wayne Williams，但是要求他来FBI办公室接受询问。Wayne Williams表现得很合作，并没有要求律师陪同。根据我看到的询问记录，我觉得审讯没有很好地规划或组织。它太过苛刻和直接。而且我认为，如果不是那样搞的话，他当时可能会露出马脚。询问结束后，我被告知他在FBI办公室里逗留了一阵子，表现得好像他还想谈谈警察和FBI的事情。但当他离开之后，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从Wayne那里得到认罪坦白。Wayne同意进行测谎，但事实证明测谎报告帮不了我们多少。后来，当警察和FBI特工获得逮捕令并搜查他与退休教师的父母同住的房子时，他们找到了几本教授读者如何击败测谎仪的书籍。

对于Wayne Williams的逮捕令是在6月3日获批的。尽管Williams已把汽车冲洗过，但警方在他家中发现的头发和纤维能将他与大约12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这和我所作的“罪犯侧写”一模一样。证据令人信服。乔治亚州犯罪实验室的Larry Peterson检验了案件里收集的毛发和纤维，在Williams的卧室客厅和汽车里采集到的衣物纤维来自于遇害者在失踪时穿着的衣物，同时这些衣物上也附着了卧室客厅的地毯纤维。

断章取义

1981年6月21日，Wayne B. Williams因被控谋杀Nathaniel Cater而遭逮捕。对其他黑人儿童的遇害调查仍在继续。当逮捕决定宣布的时候，Bob Ressler和我正在弗吉尼亚州Newport News附近的汉普顿酒店里开会。当时我刚从英格兰回来。会上我谈到我参与调查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三月份的时候，“人物”杂志（People）刊登了一篇关于对Bob Ressler和我的专访。当时我们正在追踪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案的凶手。在FBI总部指示我们与该杂志密切合作后，我概述了案件的内容，特别强调我们认为疑犯是黑人的。“人物”杂志的这篇专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这次会议上当我面对五百多人的观众时，有人问我对逮捕Williams有何看法。

我介绍了案件的一些背景，FBI对案件的介入以及我们如何提出“罪犯侧写”。我说Williams符合这个侧写，并字斟句酌地说，如果最终发现罪犯确实是他的话，我认为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

当时我不知道提问的人是记者。即使我知道，我想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第二天，Newport News-Hampton Daily Press在相关报道中只引述我的一句话，“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而省略了我非常重要的前提陈述。

我的这句话被新闻界捕捉到，第二天它就登上所有新闻节目和所有主要报纸而传遍全国各地。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标题尤为耸人听闻--FBI特工说Williams可能虐杀了许多儿童（“FBI Man：Williams May Have Slain Many。”）。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我们所驻的酒店大堂和我房间外的走廊里都架起电视台的许多摄像机。Ressler和我不得不顺着火灾逃生梯才能离开酒店。

委屈

事件依然在发酵。在外界所有人眼里，FBI参与案件调查的一名特工未经法庭审判却宣称Wayne Williams有罪。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我向我的顶头上司Larry Monroe解释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他和FBI局长助理Jim McKenzie试图帮助我避免FBI职业责任办公室OPR（the FBI’s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对我发起调查。

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匡蒂科图书馆里。我曾经在那里安静地写下许多案件分析和罪犯侧写。与我们的地下办公室不同，它有宽大的落地窗。现在Monroe 和 McKenzie在这里跟我谈话。他们一直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是唯一一个全职做罪犯侧写分析的人。这段时间对亚特兰大的案件调查消耗了我全部的热情和情感，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我得到的回报则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和进而的无理攻击。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在罪犯侧写和刑事调查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对嫌犯的评估以及预测他接下来可能会做的事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从白宫以下，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搞砸了或者错了，我们部门将不复存在。

我们总是被告知罪犯侧写这项工作是高风险，高收益。我眼中含着泪水，我告诉Monroe 和 McKenzie，我认为这是“高风险，但没有他妈的任何收益。”我说这项工作不值得这么去拼命。说罢，我把案例文件夹狠狠地扔在桌子上。 Jim McKenzie宽慰我说我很可能是对的，他们会想办法帮助我的。

就在我最最沮丧的时候，我的父亲杰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谈到了当年他被布鲁克林鹰队解雇时的心情。他当时也很低落。他一直在努力工作，而且尽力做好，但有时觉得生活中会发生许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他解释了他如何学会面对生活中的不顺并重新调整他的心情作为第二天工作的动力。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封信一直放在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

五个月后，OPR决定正式发信警告我，声称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发表后，FBI就警告过我不要和新闻界讨论任何与案件相关的问题。警告信来自局长Webster本人。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它，而且无论我对FBI的看法是什么，工作本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仍然在全国各地出差办案。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即将到来，是时候振作精神了。

世纪审判

1982年1月，在持续了6天控辩双方筛选陪审团的过程结束之后，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正式开始。陪审团主要由黑人组成，九名女性和三名男性。虽然我们认为Williams应该对至少十二个儿童被杀案件负责，但他只被起诉了两起谋杀罪 - Nathaniel Cater 和 Jimmy Ray Payn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俩遇害者都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而非十几岁的儿童。

提审Wayne Williams

Williams的辩护团队由来自密西西比州的Jim Kitchens 和 Al Binder以及来自亚特兰大的Mary Welcome组成。起诉方包括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助理地区检察官Gordon Miller 和 Jack Mallard。由于我在案件调查阶段参与了好多工作，地区检察官要求我和他们在一起，以便随时向他们提供建议。于是在审理过程中，我直接坐在起诉桌后面。

如果审判放在现在进行的话，我将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出庭作证。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有罪的话，我还可以出庭评估被告在未来的危险性并就量刑提出专业意见。但是在1982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没有被法院承认，所以我只能就指控策略提出一些建议。

检察官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于Larry Peterson和华盛顿FBI实验室的专家Hal Deadman，他们对遇害者衣物及Williams房间地毯上收集到的毛发和纤维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Williams只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佐治亚州的刑事诉讼程序允许该州引入其他相关案件，这在密西西比州是无法做到的，并且辩方对此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对于检方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Williams态度温和，能够控制自己情绪，侃侃而谈，而且表现得十分友好。凭借厚厚的眼镜，温顺的外表，和细腻的双手，他看起来更像是Pillsbury Doughboy而不是谋杀了许多孩子的连环杀手。在Williams被捕前，他曾向公众发布有关他如何无罪以及他的被捕纯属种族迫害性质的新闻稿。William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会把FBI比作Keystone Kops （美国早期无声片，主角是肥胖而无能的警察），亚特兰大警察比作“Car 54, Where Are You?”” （美国肥皂剧，主角是矮胖挫蠢还惧内的纽约警察）

还未被逮捕的Williams 在住所外自己的车上与警察交谈

检方方面没有人对Williams会当庭露出马脚而抱有什么希望，但我认为他可能会。从他在犯罪期间的行为和曾经发布公开声明中，我认为他傲慢自信，他自认为可以用之前操纵公众，媒体，和警察的方式来操纵审判。

未能出庭的证人

由法官Clarence Cooper牵头，控辩双方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会上Al Binder表示他们正在邀请凤凰城著名的法医心理学家Michael Brad Bayless来证明Williams不符合这种罪犯侧写并且根本没有能力实施谋杀。Bayless博士对Williams进行了三次单独的精神方面的测试。“很好，”Gordon Miller回答道。 “你把他带进来，我们将带来一名FBI特工作为反驳证人，他曾经预测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 “好啊，我们想和他见面，”Binder说。Miller告诉他，在大多数审判期间，我会一直坐在起诉桌后面。

之后在陪审团的房间里我与控辩双方会面。我解释了我的职业背景，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我是FBI特工而不是医生有异议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位与我们FBI合作的精神科医生，比如Park Dietz。Park Dietz也研究过这个案子，我有信心他会证明同样的事情。Binder和他的同事似乎对我所说深信不疑。Binder甚至告诉我他的儿子想成为一名FBI特工。

事实证明，Bayless博士从来没有出庭作证。审判结束后的一周，Bayless博士告诉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Williams在情感上有谋杀能力，有人格缺陷，而且在他看来，谋杀案的动机是“对权力和控制的强迫性需求。”他说，Williams“希望我做两件事，其中之一是要么把某些事情从我提交给法庭的报告中去掉，要么就不要出庭作证。”他说辩方遇到最头疼的事情是，Williams坚持自己控制一切。

在严密戒备下的Williams

我发现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因为它与Roy Hazelwood的罪犯侧写高度吻合。但在审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像大多数非本地人在等待开庭一样，我住在市中心离法院不远的万豪酒店。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餐厅吃饭，有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黑人男子走到我的餐桌旁，自我介绍说他是Brad Bayless博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在这里。他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

我告诉他，如果他明天要为Williams辩护作证而我们现在被人看到在一起的话，这就太不合适了。但Bayless说他并不关心这一点。 他坐下来，问我是否对他和他的背景有所了解。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多。我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给他剖析了案情，并说如果他用辩方要求的方式来作证的话，他会让他自己和他的职业生涯难堪。当Bayless起身离开桌子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他真的很想来匡蒂科学习我们的课程。我眨了眨眼说让我们明天见。

第二天在法庭上，Brad Bayless博士没有出席作证。他已经返回亚利桑那州。在辩方那一边，Binder抗议“公诉方滥用权力”，对陪审团抱怨说控方如何吓跑他的专家证人。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但我认为，真正发生的转变是Bayless博士自己。他是个正直的人，不愿被任何一方当枪使。

法庭交锋

轮到控方开始举证的时候，Hal Deadman和Larry Peterson出场了。他们在确认头发和纤维证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证据背后的原理是非常复杂而高深的东西。关于这种地毯纤维如何在这个方向上扭曲，并且有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扭转，如何对陪审团通俗易懂地讲解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并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终，他们把来自所有十二名受害者衣物上的纤维与Williams的紫罗兰色和绿色床罩相匹配，其中大部分纤维与Williams卧室的地毯有关，大约一半的纤维与客厅的地毯匹配，而且遇害者身上所发现的动物毛发与被告驯养的德国牧羊犬身上的毛发相一致。

当轮到辩方发言时，一个英俊而迷人的看起来像肯尼迪那样的人从辩方坐席那里站起来，对陪审团微笑着反驳了Deadman的证词。当控方开会总结一天的辩论情况时，每个人都在嘲笑这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家伙，说他所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然后控方对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约翰？” 由于我在法庭上一直观察着陪审团，我完全清楚怎么回事。我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他们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你可能认为他没有说服力，”我解释道，“但陪审团相信他。”我知道Hal Deadman在谈论什么，我仍然觉得让陪审团理解这些证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辩方证人的论述可能过于简单直接，但他们所说的更容易被陪审团认同。

坐在被告席上的Wayne Williams

虽然他们没有说出口，我知道控方都认为我是一坨屎。他们开始考虑放弃我。好吧，我有大量积压案件等着我去处理，比如我正准备参加对Mary Frances Stoner谋杀案的审判。我也有个人问题需要解决。由于我长期出差，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一直都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心力憔悴，身心疲惫。我打电话给Larry Monroe告诉他我要回家。我刚到家不久，我就收到一条消息称控方会改变策略。那些检察官们开始认为我所说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希望我回到亚特兰大继续帮助他们质询辩方证人和疑犯。

所以两天后我又回到亚特兰大。现在控方更愿意寻求外界的建议。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Wayne Williams决定自己站出来，而这正如我所预料的。他的律师Al Binder对Wayne Williams进行了质询。当Al Binder问问题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充满斗志的鲨鱼，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绰号叫“大白鲨”的原因。他一直向陪审团灌输同样的观点。 “看着他！他看起来像个连环杀手吗？看着他。站起来，Wayne，”他说。Binder让 Williams 伸出双手。 “看看他的双手是多么柔软。你认为他有力量杀死人吗？或者用这双手掐死一个人吗？” Binder在陪审团面前如此这般地表演了两天。Williams心领神会，配合着辩方展现自己：Williams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受种族偏见迫害的无辜受害者；这个国家这个司法系统只是需要快速地找到一个“罪犯”，而他就是牺牲品。

Wayne Williams 小时候的照片

因此，控方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对他进行盘问？

策略

轮到地区助理检察官Jack Mallard出场了。他有很好听的南方口音，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虽然我没有在法庭程序或证人举证方面接受过任何正式培训，但我有一种直觉应该怎么去做。我问自己，什么会让我心烦意乱？我知道如果我在被一个知道我做案细节的人质疑时，我会心慌意乱，不管我试图让他相信什么。

我对Mallard说，“还记得以前有个电视节目叫“This Is Your Life”吗？”你必须和他站在一起，你必须让他屈服。因为他是一个强迫症者，过度控制自己，对自己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为了摧毁这种刚性，你必须保持对他的压力，通过检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维持这种紧张，甚至质问那些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比如他就读的学校。坚持下去。当你准备要剥下他面具的时候，你必须像Al Binder那样和他有肢体的接触。对辩方有利的就是对控方有利的。向他靠近，侵入他的空间，让他措手不及。在辩方有机会反对之前，低声问他：“当你杀了这些孩子时，你有没有恐慌，Wayne？”

法庭交锋

这就是Mallard所做的。在头几个小时的盘问中，他根本无法撼动Williams。即使Mallard抓住了Williams的一些前后矛盾的回答，但Williams仍旧表现得出奇平静，“怎么可能是我？”Williams反问。一头灰发，穿着灰色西服的Mallard有条不紊回顾了Williams的整个生活，然后在正确的时间，他走近Williams。Mallard把手放在Williams的手臂上，在用一种慢条斯理的南乔治亚州口音说：“它是一种什么感觉，Wayne？当你用手指紧固住受害者的喉咙时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慌张吗？你感到恐惧吗？” Williams用微弱声音回答说，“不。” 然后他抓住了自己，愤怒到了极点。他指着我尖叫到，“就是你，正在尽力使我符合FBI所谓的罪犯侧写，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辩方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Williams开始发狂，咆哮着吼道“FBI是暴徒”并咒骂控方检察官团队是“傻瓜”。但这正是审判的转折点。陪审团成员后来自己这么说。他们张大嘴巴盯着Williams。他们第一次看到了Wayne Williams的另一面。他们看到Williams在他们眼前极具攻击力而又失态的样子。他们终于理解他有能力实施暴力行为。

在法庭这样的公开场合暴怒后，我知道Wayne现在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再次换取陪审团对他的同情。我轻拍Mallard的肩膀说：“你看，杰克。从今天起一个星期，Wayne会生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一周的时间长度，但正好一周之后，审判被中断了。Williams因肚子痛被送往医院。然而医生发现他并没有任何问题，就放他出院了。

轮到Williams的律师Mary Welcome向陪审团陈述，她举起了一个顶针问陪审团：“你是否会让一小撮证据证明这个男人有罪？”说罢她又拿起一块绿色的地毯，说这是一块多么普通的地毯，你怎么能因为他有绿地毯而定罪这个人？那块地毯正是Mary Welcome在自己的办公室使用的。

所以那天我和一些FBI特工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在她不在的时候走进她的办公室，收集一些地毯纤维。我们将它们带回来并由专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比较，并向检方提供证据，证明她办公室地毯的纤维与Williams家中的地毯纤维完全不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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