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片《情人》由珍·玛奇,梁家辉,弗雷德丽克·梅南热,阿诺·乔瓦尼内蒂,梅尔维尔·珀波,丽萨·福克纳,让娜·莫罗,弗里德里克·奥伯汀主演，1992年法国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1929年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一个15岁的法国少女（珍·玛奇饰）在西贡女子寄宿学校读书。每逢假期她便回家，母亲办了一所很小的学校，收入甚少。她有两个哥哥，大哥比尔吸毒成瘾且横行霸道，二哥保罗生性懦弱，常受大哥的欺负。一天少女一如往常一样告别母亲乘上渡船回学校，在船上遇到一个坐黑色大轿车的中国阔少爷（梁家辉饰），他是华侨富翁的独生子。中国男人喜欢这名白人少女便去搭讪，两人便搭上了。少女在寄宿学校里知道有的女生在外卖淫，她也想找个有钱人试试，因此很主动地与男人交谈。上岸后两人逛了西贡，还一起上馆子吃中国饭菜，男人用汽车送她回学校。第二天刚放学，黑色汽车就等在校门口了。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男人把少女带到他的公馆，这是中国富人们常用来金屋藏娇的地方。他俩在这里幽会、洗澡、玩耍。有时晚上也不回学校，校方只好通知她的母亲，然而……

昨晚刚看晚电影，仍旧沉浸在最后那一刻的感动和遗憾里。我很奇怪这种遗憾感，在读小说的时候，情绪自然而然跟着杜拉斯的文字走着，对这个中国男人，依赖，虚荣和厌恶的情绪混杂，最后发现有流离意外的爱意；而影片里，我却这样喜欢这个男人，以至于一开始，简从他身上得到的，她所渴求的体贴，仰慕，有钱的无虑，肉体的接触，倾诉和聆听，一切都有情愫在里面，那种厌恶却来得格外生硬。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段场景，原来是这一段场景，让整个影片与小说的情绪不一样了：东尼请简一家人吃饭。这是一场很让人窝火的戏，东尼是金主，而他所邀请的一家人都毫无遮掩地轻视他。所谓吃人的嘴软，而这群地位低下的法国人仍旧因为自己的肤色而理直气壮地厌恶黄皮肤的中国人。后来在舞池，简的大哥（无论真醉假醉）开始挑衅东尼。
在小说里，杜拉斯刻画的这个中国人形象是懦弱的，从身体到心理：他的父辈致富是靠着卖地给日本人（卖国），他无法也无力反抗封建婚姻，他的身体也瘦弱。在舞池里，当简的大哥说，要不要打一架，也许我可以一个抵你两个。东尼的回应是，你可以一个抵我四个，请看我有多么弱。一心想要反抗大哥的简，在听到这段对话以后，极度失望和厌恶，于是和弟弟挑起贴身舞，有自我作践的意味，简直是种报复。而东尼只是坐在一边懦弱地开始哭泣。这样一个男人，在回来后还要动手打人，简直龌龊有余，猥琐不堪。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那样感同身受地憎恨起这个懦弱的人，仿佛除了钱他真的是一无所有。这种憎恨牵连着之后所有带着报复性质的伤害：我不爱你，我只是为了钱。以至于最终，在横跨印度洋的船只上，当憎恨退却，她看到了被憎恨所遮掩的爱情。
而影片里，梁家辉的角色，实在很难和懦弱联系起来，更多的却是稳重，克制，宽容和原则性（他简直就是一个良性的高富帅）。在对简的大哥做回应时，同样一句台词（你可以一个抵我四个，请看我有多么弱。）更像是一种有克制和风度的威胁，带着自尊，气势不减，把简的哥哥遏制住了；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去理解简之后的行为，那些“女人因深爱而失望而憎恨”的因素都无法放在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她深深的歧视和耻辱感，但这和爱情无关。他的眼泪和后面的一巴掌我也能深深懂得，那是一个男人被伤害了的自尊心。
这一场戏改变了很多东西，因为你很难再用“懦弱”作为理由。在影片中，我甚至愿意相信，如果东尼那么多次的试探中（片中有非常多的对话和细节），只要有一次，简愿意承认她的爱，东尼会反抗他的婚姻的；只是在太多失望以后，东尼说，他为他的情人死了。他接受了婚姻，接受了生活，带着破碎的自尊和对爱情的绝望。婚后他没有再去那个房间，甚至最后的送行，他也只是黑色轿车里面的一个黑影。与他而言，这个女人是不曾爱他的，所以也不在有希望和欲望；心已经死了，不必再死一次。
即使如此，他还是替他的情人一家还清债务，买好船票。小说里更多的是种买卖关系，而影片里，他是默默做了这些事，因为事后是通过简的母亲说出来的。再一次，这是一个有气度的男人。
梁家辉将东尼这个角色演的诚挚，克制而有自尊，相较于小说中“懦弱的中国人”，其时已经天差地别了。我不确定是梁家辉故意这样演的，还是因为在导演眼中，这些于中国人而言可贵的隐忍和克制，在西方观念中等同于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