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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在此，先引用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的演讲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
 今天《潜罪犯》总算出了完整的BD版，给我感触很深。作为中国的鸡蛋，一直在体制大山下挣扎。过去，有《三傻大闹宝莱坞》控诉教育制度、有《V字仇杀队》咆哮体制，而今天，吼出政府之悲哀的竟是来自香港的《潜罪犯》。
 电视剧《潜行狙击》我没有看过，但肯定无非是警方与恶间的PK。而《潜罪犯》的视点则放在恶之根源的挖掘上，即教授语：“他只能用犯法去拿回自己要的东西”。
 假如人人有饭开，生活富足，谁会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犯法？——除了如教授般的无私System改革者。有人说社会理想、世界大同，俨如拉风哥一般满脑子光明，那么结局里的种种大字报该用什么来解释？
 拉风哥在整片都是充当着建制的打手，所维护的法纪也是人之法，不让别人走的也是“犯法”之路。其中，没有犯罪。他的一头热，在理无法理解，但可以作为邱礼涛的艺术标签。他=虚伪的正义。
 有人说这部电影没有结尾。但实际上，这一段子留白才是暗涌。廖启智饰演的角色，是为了权才与教授勾结的。教授清楚明白，才因此找方法去牵制他。他是唯一能HOLD住全场的人。可悲的是，盲目的拉风将其干掉，自己也被建制、法所杀死。而暗黑之源：腐败，仍在背后张牙舞爪。
 真正的恶并没有死，而且还将立在警方的巅峰。
 
 正如我们的现实生活，一个接一个的教授都在所谓的正义中灰飞烟灭，而恶却仍在滋生，恶还在把握着权力，恶还在披着人皮呼吁收空气税、拖着长刀捅死一个接一个的张妙。
 但我们却都迎来不了一个勇敢的教授。
 因为正义在国人脑子里一热，比什么都可怕。
——————————————————————————
PS：看到有人说教授什么都没干，光是想着破坏。但实际上，真的如此？附文。
 教授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他一直在奠基，包括把拉风哥收入帐内，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进入建制、然后拆散建制”。而首先就是要控制警方——让廖启智成为“警队一哥”。
 教授真的光是想破坏？
 不，在过去，他就已经与警方连成一线，让毒品不能再为祸香港。他让制毒集团、警队、贩毒集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原本，贩毒集团是由制毒集团制造并供应毒品的，但教授让警方给制度集团提供“收缴回来的毒品”，使得制毒集团（惠英红为首）不再制毒并让缅甸方不种鸦片仍能保障生计。同时，还可以让警方通过“缉毒”来逮捕真正的罪恶——即贩毒集团。这是教授利用铁三角间的“毒品流通”来遏制毒品在香港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循环，让廖启智不断升官，最终达到控制警队的目的。
 接下来，才是“拆除建制”——而廖启智本身是有异心的，因此教授才用“廖启智与惠英红交换毒品的片子”来牵制住他，同时能控制警队。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被自以为正义的拉风哥给破坏了——俨如惠英红老爹的“无知”，破坏了整个循环。
 教授希望拉风哥可以加入拆除建制的行动，让法律变得真正合理。因为他知道，廖启智的正义是假的——只为获取利益，但拉风哥的正义却是杠杠的。正如教授一开始所言：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正义的，只是一个人守法（甚至盲目），另一个人却是违法。
 所以最后教授之死，让真正的恶登上了权力之巅峰，说明世界之黑暗仍在蔓延，映射了如今的社会，光明尚未到来。
 补充一个朋友对教授的“循环”的解释：教授领导下，警察缉毒，没收充公的毒品再卖给毒贩，毒贩就不必再生产新毒品也能有饭吃。警察在毒品下一次流通交易的时候再抓捕坏人，没收毒品。循环往复。整个流程除了坏人，大家都得了好处。经济学在此都失效了，我们不面临权衡取舍，我们鱼与熊掌兼得。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什么是循环经济呢？这就是循环经济。 "<>"" && "在此，先引用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的演讲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
 今天《潜罪犯》总算出了完整的BD版，给我感触很深。作为中国的鸡蛋，一直在体制大山下挣扎。过去，有《三傻大闹宝莱坞》控诉教育制度、有《V字仇杀队》咆哮体制，而今天，吼出政府之悲哀的竟是来自香港的《潜罪犯》。
 电视剧《潜行狙击》我没有看过，但肯定无非是警方与恶间的PK。而《潜罪犯》的视点则放在恶之根源的挖掘上，即教授语：“他只能用犯法去拿回自己要的东西”。
 假如人人有饭开，生活富足，谁会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犯法？——除了如教授般的无私System改革者。有人说社会理想、世界大同，俨如拉风哥一般满脑子光明，那么结局里的种种大字报该用什么来解释？
 拉风哥在整片都是充当着建制的打手，所维护的法纪也是人之法，不让别人走的也是“犯法”之路。其中，没有犯罪。他的一头热，在理无法理解，但可以作为邱礼涛的艺术标签。他=虚伪的正义。
 有人说这部电影没有结尾。但实际上，这一段子留白才是暗涌。廖启智饰演的角色，是为了权才与教授勾结的。教授清楚明白，才因此找方法去牵制他。他是唯一能HOLD住全场的人。可悲的是，盲目的拉风将其干掉，自己也被建制、法所杀死。而暗黑之源：腐败，仍在背后张牙舞爪。
 真正的恶并没有死，而且还将立在警方的巅峰。
 
 正如我们的现实生活，一个接一个的教授都在所谓的正义中灰飞烟灭，而恶却仍在滋生，恶还在把握着权力，恶还在披着人皮呼吁收空气税、拖着长刀捅死一个接一个的张妙。
 但我们却都迎来不了一个勇敢的教授。
 因为正义在国人脑子里一热，比什么都可怕。
——————————————————————————
PS：看到有人说教授什么都没干，光是想着破坏。但实际上，真的如此？附文。
 教授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他一直在奠基，包括把拉风哥收入帐内，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进入建制、然后拆散建制”。而首先就是要控制警方——让廖启智成为“警队一哥”。
 教授真的光是想破坏？
 不，在过去，他就已经与警方连成一线，让毒品不能再为祸香港。他让制毒集团、警队、贩毒集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原本，贩毒集团是由制毒集团制造并供应毒品的，但教授让警方给制度集团提供“收缴回来的毒品”，使得制毒集团（惠英红为首）不再制毒并让缅甸方不种鸦片仍能保障生计。同时，还可以让警方通过“缉毒”来逮捕真正的罪恶——即贩毒集团。这是教授利用铁三角间的“毒品流通”来遏制毒品在香港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循环，让廖启智不断升官，最终达到控制警队的目的。
 接下来，才是“拆除建制”——而廖启智本身是有异心的，因此教授才用“廖启智与惠英红交换毒品的片子”来牵制住他，同时能控制警队。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被自以为正义的拉风哥给破坏了——俨如惠英红老爹的“无知”，破坏了整个循环。
 教授希望拉风哥可以加入拆除建制的行动，让法律变得真正合理。因为他知道，廖启智的正义是假的——只为获取利益，但拉风哥的正义却是杠杠的。正如教授一开始所言：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正义的，只是一个人守法（甚至盲目），另一个人却是违法。
 所以最后教授之死，让真正的恶登上了权力之巅峰，说明世界之黑暗仍在蔓延，映射了如今的社会，光明尚未到来。
 补充一个朋友对教授的“循环”的解释：教授领导下，警察缉毒，没收充公的毒品再卖给毒贩，毒贩就不必再生产新毒品也能有饭吃。警察在毒品下一次流通交易的时候再抓捕坏人，没收毒品。循环往复。整个流程除了坏人，大家都得了好处。经济学在此都失效了，我们不面临权衡取舍，我们鱼与熊掌兼得。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什么是循环经济呢？这就是循环经济。 "<>"暂时没有网友评论该影片"}{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