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片《原始武器》由赵文卓张慧仪主演，1999年香港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民族的斗争 ——《卢旺达饭店》观后
一夜之间，你的同学，老师，邻居，朋友，甚至是偶遇的路人，突然向你举起了屠刀。他们砍死了你的家人，强暴了你的姐妹，掠夺了你的财物，最后烧了你的房子，连你自己也难逃幸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该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但是，如果这一切不单只发生在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身上，而是数十，数百，甚至数万的家庭身上，那已经不能被称为人间的惨剧，那是也许只有在地狱才会发生的事情。1994年的4月，卢旺达就变成了这座人间的炼狱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84%的胡图族人向占15%的图西族人举起了灭族的砍刀。在紧接着的100天内，超过80-100万的无辜平民遭到屠杀，20万以上的妇女遭到强暴，整个卢旺达失去了八分之一的人口。整个世界在那时仿佛丢掉了魂魄，只能任由恶魔之火在人世间燃烧。
《卢旺达饭店》就是以这次大屠杀为背景拍摄的一部电影。保罗.路斯沙巴吉纳，米科林饭店的经理，在这次屠杀中拯救了1268名图西族难民。影片中对于屠杀的描写是无比震撼的，狂热的胡图族人对人类生命肆意的践踏和遍布的尸体让人不忍卒睹。但实际上，保罗在一次演讲中却仍然说，影片所表现的屠杀仍是轻微和侧面的。他说：你不能（残酷的）邀请人们去看那些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屠杀）。
无疑，保罗是勇敢的。他的勇敢在于，他敢于用物质来衡量生命的价值，用他所有的可获得的金钱，美酒和雪茄来收买掌握他人性命的屠杀首领。他也敢于在可以选择逃离的时候放弃生的希望，将自己对生命的渴望放诸于他所庇护的所有难民身上。对于保罗的人性之美，是怎样赞誉也不过分的。可是，这种人性之美却更是因为有着人性之最丑恶的对比才显得如此宝贵。这让人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卢旺达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抱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一切都归于殖民主义的罪恶。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卢旺达相继沦为英，德，比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卢旺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但仍然由比利时统治。自殖民统治以来，占15%的图西族人便被殖民者刻意树立成管理者，而胡图族人则成为被统治者，挣扎在生存线上。两族的贫富分化在1959年酿成了两族之间的大冲突，胡图族农民奋起反抗，将当时的卢旺达政府赶下了台。1990年，侨居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与胡图族政府军发生内战，在周边国家的压力之下，两国在1994年签订了和平协定。但就在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从而拉开了长达100天的人类灾难的帷幕。屠杀开始后，美国由于在索马里“黑鹰坠落”计划的受挫而选择置身事外，比利时宣称为了保护自己维和士兵的安全，撤出了全部的部队，联合国也仅仅保留了二百余名士兵负责调停。直到屠杀的事实在西方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的数月以后，联合国才重新增加了维和士兵，但此时的卢旺达已经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为什么殖民政府选择了图西族作为统治的阶级？又为什么在卢旺达发生了灾难时置诸不理？殖民国在其殖民地“以夷制夷”，是为了：统治的便利；政治上的节约：以及经验的总结。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发展的普遍特征》中写到：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将社会的利益更多的分配给统治阶层，而领导责任也随之被承担起来；而亲族之间的联系让这种社会分层有了内在的持续性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社会的进步。而18世纪南北美洲之所以迅速的独立，华盛顿、又或者是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些土生土长的白人移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的，如果此种社会分层能够形成独立自主的内循环从而与外部进行正常的交往，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中的确可以带来进步，但作为附庸国，或者沃勒斯坦笔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国”，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依附国不断地向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再输回产品，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只会不断地加剧依附国的贫富分化，而真正的利润则大部分都流入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不独立和困境，让卢旺达的动乱有了现实的基础。实际上，几乎任何的现代革命和暴乱，例如一战后的德国，又或者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都是起源于经济上的强烈的衰败。而在卢旺达大屠杀爆发之后，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选择了沉默和视而不见。这种让人愤怒的冷漠被片中的西方记者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些屠杀的镜头会让西方人说，真是可怕，然后继续吃他们的晚饭。一切都与他们的生活无关。而政客们更是不会关心根本不影响他们选举的“闲事”。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也并不足以完整的审判殖民主义的罪恶。胡图族与图西族并非是天生的仇人。16世纪，卢旺达的图西族建立了封建王朝，直至殖民主义之前，图西族与胡图族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上的相安无事，他们混居于一起，讲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两族之间通婚频繁。而资本主义帝国在打破了卢旺达的封建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民族问题。
事实上，在建立殖民统治之前，胡图和图西甚至不能够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那么，什么是民族，民族是否与生俱来，民族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是如何而来便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现代民族主义核心理论家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而民族主义起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他认为在工业时代以前的农业社会不存在形成民族的可能，因为民族是一个需要若干共同特征的群体，而由于农业社会中个体的独立教育使个体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形成共通；并且因为识字率的普遍低下，以及缺乏统一的语言使个体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充满了困难。所以完整的族群概念难以形成。而另一位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本迪克.安德森在他最出名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中也写到：民族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追逐，印刷术的广泛发展和语言的巩固之间偶然的相撞而产生于人们之间的在内心中想象而来的共同体。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霍布斯鲍姆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民族与民族主义，排除了通过语言，文化，宗教，地域来划分民族，并且将工业化之前的族群定义为“民族主义的原型”（proto-nationalism）。归根结底，当代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与前现代族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便是：它是一个被建构的，要求具有自决权的政治单位，并且在诞生以后就孜孜不倦的追逐着自己的政治屋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民族问题在殖民主义者将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现代的组织形式带入卢旺达以后会变的陡然严峻和充满对立起来。事实上，由于几百年的互相的通婚，图西和胡图族人已经难以被清晰的分辨出来。而殖民者采用的方式便是根据长相加以区别，相对来说更高，肤色更淡，甚至如电影中所说，鼻子更大的卢旺达人便被定义为图西族，从而享有各种统治的权力，而其他的卢旺达人则被确定为胡图族人。并且将族裔的区分以户籍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政治上的划分最终造成了整个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
如今距离这场灾难已经过去十数年，但是对卢旺达造成的伤害却至今仍难以弥补。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演进如同其他制度一样，伴随着无数的流血和牺牲。不过我却无意责难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铜钱上都沾满着鲜血，但又有哪一个“主义”不是呢？资本主义始终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对这样的一场人道灾难，就如同雅斯贝尔斯在谈论世人对纳粹行为的责任时说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背负着形而上的罪恶。我们的沉默，漠不关心就是罪恶；我们所消费的产品上莫不沾染着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丧生者的鲜血。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而是忏悔，忏悔为什么这种罪恶会发生在人世间，认清这种罪的来由从而避免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过就如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主义终究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样，期望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