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相比于鲁迅的小说《铸剑》，有了一定的改动。例如宴之敖成为叙述中心、宴之敖的断剑、瞎眼婆婆、民众被蒙着眼睛观看大王出殡等设计，通过艺术的再创造，电影将鲁迅笔下经常出现的“看与被看”的主题展现出来，通过一个悲壮的复仇故事和其荒诞结局向历史的真实性发问，在鲁迅式的冷嘲热讽之外，留给观众的只是绝不容质疑的复仇意志。

电影中有很多看客的形象。在干将、莫邪为楚王打造神兵之时，宴之敖作为监工，就是以一个看客的形象出现的，干将夫妇属于被看的人，而当宝剑献上，暴虐的楚王以干将之头试剑，宴之敖更是亲眼目睹这一切发生。眉间尺长大之后，青衣负剑，为父报仇，可是还没等接近楚王，就先被“路旁的人”缠住要他赔偿损坏的丹田了，报仇大业，若无宴之敖出手搭救，可以说竟毁于看客之手。在宴之敖拿着眉间尺的头颅去为楚王演戏时，王和大臣们都是看客，王和宴之敖的头先后入水，三头大战之际，稳坐不动的仍是那群看客。看客在故事中几乎不承担任何意义，他们就只是看而已，但他们却贯穿了故事的始终——仿佛和复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只有看客们占据着画面，看客们是唯一的、永远的胜利者。在小说中，就连三头颅共葬和出殡，也是有看客围观的，辨头的闹剧本就足够荒诞，最后复仇的双方还要被公开展览，复仇意志的崇高在瞬间败给看客，成为无效的举动。而电影则对看客发起了复仇，为了三头合葬的异常举动不被世人看见，王公大臣们出了个“好主意”——把所有人的眼睛都蒙上不就得了。这个时候，“永远的胜利者”看客们遭受了第一次挫败，这样的情形也传达了对于历史的质疑，不仅复仇是无意义的，就连历史的真实性都成了问题。

历史，从来都是重复的。宴之敖在楚王的命令下烧掉干将的作坊、杀光他的家人和伙计，目睹了一系列的惨状之后，宴之敖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小说仅仅是通过眉间尺的成长来象征铸剑的过程，而电影中，宴之敖也经历着自己的铸剑。当宴之敖挥剑砍向代表着权力的神鸟，他的剑被折断，他本人也不得不刺破脸面、隐姓埋名以躲避王的追杀，直到后来再一次遇到莫邪、找到眉间尺时，他已成为一把锋利无比的复仇之剑——“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这是生命的扭曲，也是生命的崇高化、深刻化，此时的宴之敖已不再是人，而成了一把冷峻的神兵。宴之敖的转变，正如同干将铸剑的过程，复仇意志的形成就是对铸剑的历史循环。干将铸剑不成，为剑付出了人的精血才得已成功，他的生命在这时也被扭曲了，宴之敖成为一把剑的过程，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历史的重复和循环在电影中比比皆是，护国巫师抢夺了王后的宠幸，而她一朝失宠，马上会有新的爱妃代替她，循环往复，王宫里不会存在永远的真爱。王命令干将打造神兵，用这把剑横行天下，无人能敌，剑毁人亡之后，新王登基，再一次命令作坊全力打造神兵，历史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循坏。

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何尝不是被蒙着眼睛的看客一员。电影借这样的设计，向看客发动猛烈的复仇，将历史的虚无揭示出来，并且令观众感到无比的尴尬和窒息。当复仇的崇高和悲壮被消解，仍在充当看客的我们看着那些被剥夺“看”的权力的看客，已经陷入“刻奇”的困境，只有那个瞎眼的婆婆，仍在证明着：复仇者尽管失败了，复仇尽管成为无意义的举动，但是自我牺牲的价值，仍然凌驾在偷生者之上，复仇意志仍指向一个驱逐鬼气的出路。这正是电影和鲁迅精神的相通之处：绝不同媚俗者一样自欺欺人、绝不将无意义的生存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任何时候，他都会正视那难堪的真相，而决计不管这样的正视将给我们这些看客带来怎样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