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片《我在俱乐部的日子》由Jessica-Szohr,Jerry-Ferrara,Robert-Davi 主演，2015年欧美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我在俱乐部的日子ClubLife

文明的阵痛
——《我在伊朗长大》观后感
宗教绝无强迫。
——《古兰经》（第二章第256小节）
浓郁的波斯细密画美感、舒缓的中东音乐，黑白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讲述一个伊朗女孩的成长史。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成长经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人民起义、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由此这部玛赞·莎塔碧的自传体漫画电影承担起它几乎无法承受的文明阵痛。
这是一部政治片或文艺片，轻松的漫画形式已盛不住那沉重的内核，以致作者不得不在影片中穿插这样一些话来鼓舞起观众的勇气：“是恐惧让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要勇于面对”。观看这部外国影片，我竟丝毫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片中那些只有十四五岁的年轻纠察队员查禁酒的粗暴行为让人联想起中国文革时代红卫兵的打砸抢，二者都以革命之名，不过，一个是无产阶级大革命，一个是伊斯兰革命。
据说片中的画面是玛赞一笔笔手工画出来的，在电脑时代，这让人惊奇。更有意思的是，画家当属伊朗人中的异议分子，笔下的画面却那么传统，让明眼人一眼看穿她对细密画这样一种有着八百年历史的伊朗乃至整个中西亚绘画传统的钟情。细密画受到伊斯兰教苏菲派“人主合一”学说的深刻影响，但玛赞却敢在片中对宗教采取一种审视甚至调侃的态度，这会让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十分的不满。其实，即使是对苏菲学说，某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是无法做到宽容以待的，这是多灾多难的穆斯林的悲哀。但画面中只有黑白二色，却是对鲜艳亮丽的细密画的背叛，在细密画中你可以看到一个由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的幻想世界，那些信仰虔诚的细密画家们毕其一生执着地绘制真主眼中的世界，土耳其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畅销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很生动地描写了这群细密画家，玛赞与他们同又不同。黑白二元对立是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色，也是作者玛赞的性格特点，沐浴过西方文化的她将复古视为倒退，对此感到出离的愤怒。她是在利用细密画的抽象化特征使自己的故事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魔力，她对发展与民主的思考也足以引发所有人的遐思。
别怪那个叫玛赞的伊朗女人偏激，她见证与经受了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几乎被逼疯。我是为之动容了，也许因为我本就是一个软弱的书生。看到影片里那些身处地下、躲避专制迫害的伊朗共产党人时，我不免生出一种旧日的悲情，毕竟我是一个接受了正统红色教育的人，那是我无法摆脱的烙印。当女共产党员卢法站在绞刑架下时，我心一颤；当年幼的玛赞在课堂上勇气十足地站起来质问宗教老师：“我的叔叔在沙赫（注：国王）统治下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却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我同样发问了。小玛赞的共产党叔叔鲁戈什被绞死了，需要出国治病的戴勒叔叔也死了。杀死他的凶手除了身体的病症之外，还有拒绝发放签证的官僚体制和革命难以避免的异化。革命的到来是为了拯救人间的苦难，却在激进狂热的催眠下变得冷漠、无情与麻木，所有抛弃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最终将身败名裂，这种屡见不鲜的教训应该为世人吸取了。
有一段对话让小玛赞铭记终生，那时伊朗正经受着两伊战争的蹂躏，国内的政治清洗又让人们人人自危，德黑兰的街头白雪皑皑、寒冷萧条。玛赞与奶奶关于战争的话题被一个卖小吃的老头听到，老头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愿主阻止那些野蛮的行径。”“愿主听到你刚才的话。”奶奶回答他。有心人是可以听出话音中的暗讽的。作为抚慰心伤的宗教不应包打天下，不应承担过多与之无关的内容，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只有如此，高贵、纯洁的精神信仰才能免受污名化。
电影故事起自成年后的玛赞在法国机场上的回忆，她想回家了，却没有签证，不得不一个人坐在候机大厅一根根的吸着纸烟，吞云吐雾中往事也如烟浮过脑海。最终她没能登上飞机，落寞地搭出租车离开……这样的结局让人想起伊朗著名诗人导演阿巴斯一部影片富有诗意的片名《何处是我家》。流亡在外的和待在国内的艺术家都在思考同一个人类难题，却都没留下答案，这当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困局。
从历史上看，每个文明体都面临过命运的抉择，是进行勇敢的转型，还是抱残守缺、继续沉沦，考验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古老文明。转型中的阵痛在所难免，而阵痛中的批判和反思恰是一个民族具备强劲生命力的表现！因此，我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对伊朗的反动，我觉得无论作者目前的政治立场如何，都不影响她作品的伊朗文化属性。就像当年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曾饱受国人的非议，现在却已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了。
就像影片所说，国内情况在90年代已有很大改观，伊朗人拥有了更大自由度。进入新世纪，玛赞这部注定要在伊朗引发争议的电影在全球上映，她更不敢回国了，但事实是伊朗政府并没有为难她那些留在伊朗国内的亲戚。
安然 20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