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面临危机时，会想各种办法解决。

以此类推，如果地球生病时，为了缓解病情他会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明显。

所以假使有一天，地球开始人类清除计划，我们不必怨天尤人，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而他的“破阵先锋”，毫无疑问是埃博拉。

埃博拉病毒分为四个亚型，扎伊尔型、苏丹型、莱斯顿型、科特迪瓦型，扎伊尔型和苏丹型对人类和非灵长类动物的致病性和致死率很高。

莱斯顿型对人类不致病，对非灵长类动物具有致死性，科特迪瓦型对人类有明显的致病性，但一般不致死，对黑猩猩致死率很高。

扎伊尔型的致死率高达90%，苏丹型的致死率是53%，对比之下，非典7%—15%的致死率，在它们面前就是弟中弟。

感染埃博拉病毒后，患者如同中了化骨绵掌一样，全身由内而外的溃烂，直至化为一滩血水。

埃博拉的另外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在变化。

也许它曾经来过，又突然消失，中间人类对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可当几十年后，它卷土重来之时，又变了样子，之前的科研成果几乎用不上。

埃博拉病毒差不多与地球同龄，多少年来都相安无事，为何近几十年呈现不可逆之势。

其中的缘由，仔细一品就能咂摸出味道，这个喋血万里的血魔，放出它的幕后黑手就是人类。

从1976年埃博拉首次出现以来，已经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尤其是10世代，就已经发生过5次埃博拉疫情。

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严重的当属2014年在西非大面积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纪录片《埃博拉之役》便是根据这一真实事件拍摄而成。

但它聚焦的并不是埃博拉的恐怖之处，而是疫情过后，迎接那些痊愈者的不该是歧视，而是笑脸。

埃博拉有多恐怖。

一位曾参与对抗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医生说到：

“对于埃博拉病毒，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通常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埃博拉病毒已经夺走了其他人的生命。”

换句话说话，埃博拉病毒就像死神的镰刀，划过之处，人畜无一幸免，并且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

在西非利比里亚邦州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叫做斯坦利的痊愈者。

他把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儿子带回了自己居住的小镇，直接导致自己，妻子以及其他三个孩子被感染，从而死亡，一家六口只有他被治愈幸存。

整个镇子也因斯坦利的错误行为致使多人身患埃博拉，且被感染者大都没能逃过死神的追逐。

本就人口不多的小镇，有几十人患病，其中十几人死于埃博拉。

曾经在小镇社区当过志愿者的斯坦利，在埃博拉未爆发前与小镇上的居民们关系融洽。

而此事发生后，他们的关系迅速恶化，小镇拒绝他回归居住，大多数人都和他有了不共戴天之仇，想要找他算账。

让埃博拉害的举目无亲的他，既失去了最亲近的人，又丢掉了信任。

他的日常就此变成了以泪洗面。

这并非斯坦利的本意。

当初斯坦利带着儿子去参加埃博拉的相关知识培训，这一期间的某个时刻他的儿子极有可能被感染埃博拉病毒。

只是那时他的儿子并无任何异常，斯坦利也表示如果他的儿子被感染了，他是绝对不会带他回镇上，而是留在这里接受治疗。

可民众们才不管这么多，他们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那就是因斯坦利的行为导致镇上多人死亡。

斯坦利被贴上了埃博拉病毒的标签，终身因此遭受谴责和歧视，家乡的人都想杀了斯坦利，以解心头之恨。

迫于无奈，斯坦利躲到了另一个村子里，他找到了村里的一位大叔，渴求他收留无家可归的自己。

但大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他认为虽然斯坦利已经康复，自己也对他失去家人感到同情，但他毕竟曾经得过埃博拉，还是不能留在这里。

一而再的排挤使斯坦利的情绪很不稳定，人人都在责备他，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是个灾星，带来了祸乱。

他不止一次试过自杀，以逃离这个充满偏见的人间。

一些友善之人不愿看到斯坦利就此沉沦，请来了心理援助负责人维克托来帮助他。

斯坦利家乡的居民们认为他是故意把儿子带到小镇，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死，所以他们对斯坦利充满了怨恨，不给他沟通和解释的机会。

维克托尝试与他们对话，劝说他们放下过去，与斯坦利重归于好，并允许他回来生活。

不止是斯坦利，连他的岳母都难逃厄运。

斯坦利的岳母仍然居住在小镇，她终日被其他人孤立，生活在丧失女儿和外孙的悲痛之中，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他的岳母因亲人离世哭泣时，居民会对她说：“你还哭，你这是在嘲笑我们。”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她，她没资格哭，病毒是她的家人带回来的，可她只是一个年老的老人，什么也做不了，什么都没做，面对怒气，她只有选择沉默。

她的心里很难过，可无人听她诉说，埃博拉病毒让邻里间往日的欢声笑语，变成了不相往来的怨恨。

此外，疫情还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埃博拉病毒让西非的许多地方一时间多了大量的孤儿，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这场疫情之战中没能坚持下来。

这是疫情过后，最令人心痛，沮丧的部分之一。

或许他们的生活不够富裕，但是他们至少有疼爱的父母和玩闹的兄弟姐妹，可病毒让这一切都成空。

这样的人伦悲剧，屡屡上演。

对于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煎熬的，也许早上还在名单上的病人，下午就要用笔将其划掉。

这些人里，有些是他们的亲人，有些是他们的朋友，有些是他们的同事，有些是仅仅是陌生人。

可不论是谁，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在自己的面前消失，甚至每天重复好几次，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然而他们只能选择坚强，擦干眼泪后，继续披挂上阵，若是他们倒了，疫情便会失控，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死亡将会呈现几何式增长。

由于死亡率大过治愈率，幸存者对医护人员产生了质疑，恐慌逐渐在人群中蔓延。

他们害怕把亲人送进医院，这么做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他。

所以有些家属会趁着天黑，带着患病的家人偷偷跑出去，躲在灌木丛中，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埃博拉的再次扩大。

幸好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控制。

但斯坦利式的事件还需解决。

维克托把村子里的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带着斯坦利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解，人们还是不能原谅斯坦利。

僵局之时，费朱站了出来，他的妻子也死于埃博拉病毒，他含泪背对着斯坦利说：

“斯坦利，这位年轻的男人，过去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这个人，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会给大家带来麻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诅咒了。

埃博拉病毒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包括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只能依靠我，依靠我这样的人。

斯坦利很清楚，他的儿子生病了，但他还是把孩子带回我们这里。他对我撒谎，说他的儿子是被施了巫术。

在我看来，是我妻子的固执害死了她，她不听我的，坚持要去照顾斯坦利生病的儿子。

因为她说我们是一家人，她应该给他们做饭。她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她认为自己做得对。

今天大家都说，斯坦利来到这，唯一害怕的人是我，但我不会对斯坦利做什么。斯坦利，以后只要你看到我，即便我在开车，你也可以叫住我，我会载你一程。

我不会伤害你，因为即便我对你做了什么，那也无法换回我妻子的生命。斯坦利，我原谅你了。”

听完费朱的发言，斯坦利早已懊恼到流泪满面，他知道不论他做什么都不能挽回死去的人的生命。

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到：“你们所说的都没错，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我站在这里，孑然一身，痛苦万分。

我孤身一人，生不如死，请原谅我。当时我不知道，这场疫情会变成这样。但我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

或许是释怀了，或许是恨自己，纪录片的结尾，斯坦利还是决定离开小镇。

他对自己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在拥有妻子，孩子，家庭，我还是别活着了，我应该随妻子和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还要我活着。”

其实换个角度想，让村里的人放下仇恨并不容易，他们的确有不原谅斯坦利的理由，我们也不该用舆论去绑架。

可站在斯坦利的位置，他本身也是受害者，也不想这样的惨剧发生，所以看问题就得结合多重方向去衡量。

由此可见，当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过去后，武汉人肯定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唾弃、排挤和敌意。

然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该惩戒的是那些有罪之人，如恶意传播者、疏忽职守者、中饱私囊者、散播谣言者……

但更多的是深受其害的无辜之人，他们不应该为此背锅。

这是一场属于全中国每个人的持久战，只许赢不许败。

胜利后，曾经一起并肩过的战友不能丢，反而要更加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重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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