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海上传奇》由赵涛,陈丹青,杨小佛,杜美如,费明仪,主演，2010年大陆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一纸《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正式开埠，从此各种各样的传奇与悲喜人生在这片土地上交替上演。将近一百年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方势力汇集于魔都，继续谱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镜头前，陈丹青、杨小佛（杨杏佛之子）、杜美如（杜月笙之女）、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韦然（上官云珠之子）、费明仪（费穆之女）、韦伟、侯孝贤、韩寒等18位与新旧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受访者，讲述了关于城市以及人生的点点滴滴。上海、香港、台湾，半个多世纪的骨血漂泊，牵扯了多少难以忘怀的记忆。剪不断，理还乱，纷纷扰扰，纠缠绵延

《二十四城记》的伪记录特性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弹，贾樟柯的假花装置被否定一空，许多人觉得那些演员的长篇大论都是假话。到了两年后的《海上传奇》，当所有人都以为贾樟柯会给世博会做一个惊世广告、当好外来代言人的时候，他逆向行驶，完好地保全了自我。这部大气的《海上传奇》形式简单，却更具有作者气质，毕竟《二十四城记》的虚实技法都是西方人玩剩下了的。我朋友甚至打趣说，这部电影的植入广告不是有铜狮子的交通银行，也不是有奇怪建筑的世博会，最大的植入广告是“雨中湿身跑”的赵涛。那如果没有广告，剩下的都是什么？答案是时代。
有观众会纳闷电影里的地点变换，明明讲的是上海，怎么又跑到台北和香港去搞串联了。如果从片名入手，电影取名为虚指的“海上”而不是确凿的上海，用意就是说明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特征。由于鸦片战争，在西方人的叩关重炮下，上海开埠，在洋人之外，移民和外来者也蜂拥而入。这些人来来往往，过客一般。一批人迁走，一批人搬来，他们都宣称自己是上海人却掩饰不住真实的漂泊感。如若挑选一个重心，贾樟柯很明显不是在说上海，而是在说1949年的转折点，其次是蒙灰的文革时期。二者合二为一，那就是时代。贾樟柯看似漫不经心地在城市里游走，带出一些上了年纪的受访人，他们的皱纹里早已暗藏了时代的风霜。
由于国共对立和意识形态的纷争，《海上传奇》会提供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冲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恐怕许多人就跟贾樟柯一样，“突然忘记了该站在谁的一边”。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前一段航程你可能安然无恙，很快你又被迎面打来的浪头所击倒。如果上海能及早解放，也许王孝和不会成为烈士，女儿也可以拥有父爱。可这些无法解释二十年后，命运的悲剧又在上海的另一处地方上演，又一个家庭支离破碎。兰心大戏院的观众席上空无一人，上官云珠之子韦然用冷静的语气回忆起死去的母亲和姐姐，他完全没有前面王佩民讲述时的潸然泪下。一样的撕心之痛，为什么两个年龄相近的讲述人会完全不同，仅仅是因为男女之别么？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立场和阶层有别，这些也决定了他们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在这些讲述人里面，即便是偏向国民党一方的阵营，他们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很明显贾樟柯不是用一刀切的办法来找平衡，一半在左一半在右，观众愿意相信什么，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想要的。
如果把影片打乱的受访人稍作整理，我们也能找到一条清晰的时代线索。从侯孝贤讲述清末的《海上花列传》到民国初期兴起的男女恋爱，从杨杏佛被暗杀到杜月笙防范刺杀，从味精大王捐飞机到费穆拍电影，从解放军进入上海到国民党的撤至台湾，脉络清晰。黄宝妹对应了上世纪50年代，上官云珠是60年代，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70年代，杨百万是80年代，韩寒则是90年代，工地上的农民工是完结的00年代。这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批判事件，它并不专属于上海。贾樟柯巧妙地偷梁换柱，把它放进了电影当中，成为一段时代记忆。
《海上传奇》没有前段时间另一纪录片《外滩》那样的金字招牌，事实证明，有些东西只能是徒有其表，能诠释上海的绝不是外国人留下的建筑。前面说了海上，而上海则被贾樟柯设置成一艘渡轮和大船。在弄堂、工地和俯拍大远景以外，贾樟柯没有进一步深入涉足这个城市的中心区域。他只是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上游荡，搭载船只从那里开到了海峡那边的岛屿和维多利亚港，寻找散落在其他地方的上海记忆。对于这些远离故土的上海人，花谢落土不再回。而生活在此间的上海人，他们要经受雷声风雨打。
尽管找来一些贵人名流之后，这部电影没有想象中的宏大叙事，他们只是讲述生命中某个时期甚至是某个时刻的个人体验。《海上传奇》还散发着该死的文艺片气息，那些添加的老片影像明显跟不卖座划上了等号，这其中还有第六代的“禁片”《苏州河》，贾樟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让它呈现在银幕上，的确叫人感动。这部电影可以没有上海，可以没有传奇，唯独不能没有时代。很庆幸，贾樟柯做到了。【搜狐专栏 http://yule.sohu.com/20100702/n273233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