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9年前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李安把最高荣誉授予了塞缪尔·毛茨，一个初出茅庐的以色列导演，凭借处女作《黎巴嫩》中独特的视角和反战立场，在一众名导大师中“意外”地斩获了圣马可金狮奖。“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全都融入到这部作品中了，真不知道他以后还能拍什么？”李安在颁奖后不禁感慨，即是对毛茨的肯定，也是对他的期待——切莫把才华一口气全都耗尽了，成了呼啸而过的流星。 整整等了八年，毛茨终于带着他第二部作品《狐步舞》回到了威尼斯，再次获得评审团大奖，证明他的才华还在。同样是战争背景，同样植根于他熟悉的祖国以色列，独特的中东地缘和家族史，讲述了一个绕不开的悲剧故事。在死亡的宿命论中带上了黑色幽默，荒诞取代了宗教，人道和亲情永远是国家行动的牺牲品。毛茨用最标准的古希腊三段式来建构这个“父与子”的寓言故事，场景从父母的公寓到儿子的哨所，最后又回到父母的公寓，结构工整、叙述稳健，又不乏灵巧的伏笔。这种结构也与电影的片名“狐步舞”相呼应，家中的父亲还颇有耐心的做了解释和示范：向前，向右，向后，最后回到原点，仿佛轮回。 在电影的时空上，这个原点就是死亡的不期而至，横跨了二十年的循环，终于在父亲的忏悔中再次印证。当负责报丧的军官出现在门口时，整个家庭笼罩在悲痛之中，然而这一切在军方看来不过是流程的一部分罢了。给母亲娴熟地打镇定剂，提醒父亲定期喝水，在他们眼中，给牺牲士兵的家属善后，就同处理被误杀的平民一样，冷静、高效，不带一丝情感。可故事的荒诞就在于，狐步舞的第二步并非继续前进，而是平移反转，儿子乔纳森的死讯是个误报，他本人还在边境的小哨所里执勤，并不知道远在家乡的父母经历了一场从大悲到大喜的情感过山车。 影片中还有处细节颇具意味——当得知是误报后，清醒后的母亲反复安慰“死的不是他，不是乔纳森”，这奇怪的表述方式更像是导演在提醒观众：虽然这个乔纳森还活着，但仍然是死了另一个乔纳森，另一个士兵，另一个家庭的孩子。这就把对战争的控诉上升到了更广泛的人道层面，在畸形的恐惧控制下，再无辜的人都会成为牺牲品。事实上乔纳森最后也并没有逃出命运，他不过是延迟了父亲的自责，用母亲的回忆来解脱的话，他二十年前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死亡与出生的轮回，也是对原点的另一重解释。 离开逼厄的室内空间，来到空旷的荒漠哨所，影片中的第二段落，“狐步舞第二步”展开得就像是个平行世界。眼前四个年轻的小兵，仿佛就是《黎巴嫩》里的坦克组，同样是涉世未初的年轻人，却因为突然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在战争的高压下变得扭曲。士兵端着枪跳舞的一幕，漫画中母体的召唤，都让人想起阿里·福尔曼的那部动画片《和巴舍尔跳华尔兹》。事实上这三部以色列电影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和继承，《华尔兹》里的“我”就像是《狐步舞》里的父亲，《黎巴嫩》里的炮手，回忆行军途中遭受的突袭，也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如何杀人。而下一代以色列人又在重复父辈的错误，对平民的误杀哪怕再残忍、再荒谬，都有站在他们身后的军方负责善后，个人貌似不用负任何责任。刚才还是鲜活的少女，转眼就被打成了筛子（《华尔兹》中有完全一样的画面），被巨大的铲车埋在了土坑里，成了笔记本上最后的一页漫画。 面对这藐视生命的冷酷语境，毛茨采用一种荒诞的，“虚无主义”的方式来消解。代表崇高信仰的圣经，被父亲偷偷换成了色情杂志，胸口上的十字帖，变成了欲望的封印，压制在一代代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成了他们永远逃不出的樊笼。毛茨曾坦诚，拍这部《狐步舞》的缘起是女儿擦肩而过的恐怖袭击，而他与福尔曼都是真正经历过战争，曾在黎巴嫩手染鲜血的“小兵”，如今的反战立场即是人道主义的苏醒，也是战后作为普通人，一个父亲的自责和缅怀。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俯视镜头，跳出喧嚣的凝望，又何尝不是从“上帝”的高度去审视这些凡人——这个世界本就不需要炮火，假如真有生死轮回的起点，一只骆驼就足够了。 Luc